

▲全家照:从左至右为妻子林荫宇、儿子林广、林克欢(1974年)。

▼和台湾阿里山“邹(族)剧团”演员合影(1998年)。

▲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1995年)。
杨舒帆
2018年9月,林克欢的旧作《戏剧表现论》再版为《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易名重印,为了让这本从30年前的授课讲义中衍生出来的旧作能更好地为今人所用,林克欢自前年接受了出版社的邀约以后,就开始着手对书稿进行改写与扩充,眼疾的困扰让他只能用笔写下潦草的文稿,再由夫人林荫宇代为校录。
当读者拿到这本《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时,林克欢已经冒险做完了眼部手术,开始谋划两本当代戏剧史的撰写。作为两岸戏剧发展史的知情者与见证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后世留下更多的文献,拂去时代偏见的悲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我至今仍见不得别人对穷苦的小孩不好”
林克欢一直与港台戏剧界交往甚密,且普通话中带有粤语的痕迹,这让不少人都以为他是来自香港或是台湾的戏剧家。事实上,林克欢虽然在1941年出生于香港,但真正的故乡却是广东汕头,在他尚未记事时,爷爷就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他这个长孙逃回祖籍。
回到广东的林家人避开了日本的炸弹,却甩不掉贫穷带来的困窘。林克欢自称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在贫困中求生是他孩童时代唯一的主题。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就撂地摊卖小零食或背着冰棍桶去各种场所叫卖,横眉冷眼乃至欺辱打骂都是他的家常便饭。说起这些往事,林克欢依然动情:“那些事情对我一辈子都会有很深的影响。我至今见不得别人对穷苦的小孩不好。”
林克欢的父亲在他17岁时离世,这让家中生活更加艰难。“我其实几次都要退学,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我母亲一直坚决不肯,她虽然自己是个文盲,却一定要我读书,这是她一辈子对我最大的恩德。”自幼在社会上打拼的经历,把林克欢磨练得成熟且强健,中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阿横”,在潮汕话里是粗壮之意。他们把林克欢视为大哥般的存在。在谋生和求学的双重拼搏中,他成为班上少数几个考上大学的人。
1960年,林克欢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依旧是学业生计两不误。古典文学和明清笔记是他所读最多,最为擅长的类目,教授他古典文学的郑孟彤先生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郑先生一则是要求林克欢厚积薄发,不允许他在学校里急于发表文章,二则是鼓励他独立思考。大三的时候林克欢在作业中批评郑先生的观点,郑先生却给他打了满分。林克欢当时十分得意,自以为学识过人,待到后来他回看自己文章深感浅薄之际,才恍然领悟师恩:“他给我打五分让我记一辈子,其实他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而是鼓励我独立思考、勇于表达。”
林克欢大学毕业之际,正逢文化部要在全国抽调50名文科生。调令传到暨南大学时,林克欢正被系主任留在农村写“四清”运动的工作总结。等他闻讯赶回学校以后,得到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定睛一看:距离报到时间只剩三天。搭上两天一夜的火车,风尘仆仆赶到文化部门口,收发室接过林克欢手里的报到单,又给了他一张介绍信,说“你到青艺去报到”。
就这样,一张纸条换了另一张纸条,林克欢被派进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那是1965年的8月,夏虫开始沉默,秋风正欲袭来。
“谁的意见不是个人的意见呢”
林克欢回忆起初进青艺的往事,连说“好笑得很”。那会儿他被派去给演员队写小节目,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写段山东快书。这个初次听说世间有种曲艺叫做“山东快书”的广东青年一头雾水,只好找来一些作品,看罢便提笔硬上。林克欢的这篇快书处女作,让演员们在排练场上笑得东倒西歪,直说“这哪儿是山东快书,简直是七律古诗嘛”。面对这全然陌生的一切,林克欢只好从头学起。彼时的青艺是以国际戏剧交流为首要任务的,所以林克欢在文学组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大量的外国剧本,同时还要处理全国作家与爱好者投给青艺的作品。
1966年,残酷的休止符迫使林克欢停下修行的脚步。因为资历尚浅,林克欢在文革期间只是偶尔在报纸上发发“豆腐块文章”。1970年,林克欢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林荫宇结婚。婚后第13天,林克欢就以“反革命”罪名从家中被抓走,关进了故宫东北角的角楼。这个年轻气盛的倔小子怎么都不肯认罪,两只眼睛被强光不分昼夜地照射,以致双眼“像红枣一样鼓出来流着血水”,就此眼疾贯穿余生。
99天以后,林克欢被下放到河北涞水县,在四面墙都被报纸糊住的小房间里改造思想。被允许读书以后,他把妻子送来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就此多了一份通透。1973年,林克欢在不幸中迎来了万幸之事——他的冤案终于以“查无实据”而告终,但医生判定他的视力已不可恢复,嘱咐他哪怕去传达室看大门,也不能再看书写字了。一向乖乖服从分配的林克欢这次却怎么都不肯遵医嘱,固执地端着高倍放大镜与文字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1976年林克欢恢复工作,被借调去“批判四人帮写作组”撰写理论文章,虽然那时的文章中并没有什么真理论,却顺应着时代的强烈渴望。与此同时,林克欢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与人合写揭批“四人帮”的话剧《转折》。1978年被青艺调回以后,又参与到缅怀周总理的话剧《报童》的创作中去。那时的林克欢已经具备了历史意识,演出散场后,他与在戏中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说:“此事过后,没人会记住我们。”
很快,青艺也认识到新时期的戏剧舞台有新的需要,遂邀黄佐临北上,与陈顒一同排演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名作《伽利略传》。这是新时期的第一部布莱希特剧目。正是这场轰动了整个文艺界乃至科学界的演出,悄然改变了“编剧林克欢”的人生轨迹。
一台大戏的首演不能没有先导声音。1979年初,时任青艺党委书记的白凌连发了两份电报,把正在温州创作剧本的林克欢急召回来。“那时我哪懂布莱希特,也是第一次听说,只能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看。”林克欢一面苦读文献,一面在排练场里观摩排戏,最终交上了一篇4000字的《略论<伽利略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白书记很满意,马上又找林克欢谈话:“手头的剧本就别写了,你以后改搞理论吧。”
38岁再调船头,为了不以文学批评来简单地替代戏剧批评,林克欢拎着一个小马扎把自己钉进排练场,接连记录了多位知名导演排戏的过程,修炼出了一身场记的本领,以至于陈顒去北京人艺复排《伊索》时,还把林克欢“拐”去跟组。
初入戏剧批评界,林克欢就显露出新一代戏剧人的锐气。1979年8月,他去参加民委与中国剧协联合召开的《王昭君》研讨会。此剧是曹禺先生在搁笔近20年后秉承周恩来遗愿所做的,以歌颂民族团结为主旨的历史剧,其地位可想而知。满屋白发苍苍的前辈都不吝赞美,到了最后十分钟,才有一个让年轻人发言的机会,林克欢当即举手,提出了数条批评意见,现场一阵惊诧,惹得主持人连忙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克欢则反问道:“谁的意见不是个人的意见呢?难道说你们都代表组织,只有我代表个人?”
经此座谈会,剧协不少人都记住了青艺有个年轻的“刺儿头”。林克欢为自己在戏剧批评界的起跑打响了发令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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