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

　　1980年，一个激情澎湃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正如林克欢所料，《报童》式的戏剧很快便不再被观众理会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让一大批戏剧人急切地想要打破陈规，尝试新的舞台表现形式。林克欢也深受西方理论的滋养，开始以笔为戈，与戏剧界的同道中人一起，竭力声援那些给戏剧舞台带来新突破的创作者们。“1980年，马中骏他们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创作了《屋外有热流》，到了北京以后只演了一个内部场，文化宫的领导很害怕，北京的一批老专家也都持否定意见。我和杜清源、童道明几个人当时都是中年人，笔头比老专家们快，马上就给报社写文章肯定这个戏的革新意义，这样第二天各大媒体上就全都是我们几个人肯定的意见。” 那时的戏剧舞台仍被封闭僵化的理念所占据，是否肯定“现实主义”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的主导地位，更被视为非常严肃的、远远超出艺术本身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理论界对《屋外有热流》的肯定就变得格外重要。

　　时代的“热流”终究是挡不住的，随着陈恭敏、胡伟民等一批戏剧家的发声，“戏剧观大讨论”很快在戏剧界全面展开了，林克欢全情投入到这场长达六年的论辩之中，他与杜清源和童道明思想相近且私交密切，便被视为“同党”：“因为恩格斯有本《反杜林论》，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被叫做是‘杜林童’”。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的吸纳新理论，一方面与戏剧创作者密切互动，做他们坚实的理论后盾。林兆华的《野人》、王贵的《WM（我们）》、胡伟民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林克欢积极回应着新时期戏剧舞台上的每次突破，随着舞台活力的全面迸发，林克欢的文章也“多到满天飞”。“戏剧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表达和表现的自由。”林克欢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除了为探索戏剧摇旗呐喊之外，林克欢还是1980年代在大陆介绍台湾戏剧的第一人，这又是一个时代赋予的机缘。

　　1982年，陈顒提议要排演一部台湾戏剧，林克欢便拿着剧院开的特别证明，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驻扎了两个月，看大量关于台湾戏剧的资料，又经由香港要来了一批台湾的剧本。这些文字不仅令林克欢看到了台湾戏剧与大陆戏剧的血肉相连，更让他意识到了早于大陆数年走上探索实验道路的台湾戏剧，应该成为大陆戏剧的良师益友。林克欢向青艺力荐姚一苇的实验戏剧《红鼻子》，并在陈顒的支持下去说服了艺委会的老专家。

　　后来，《红鼻子》在青艺连演了六十多场，社会各界反响之强烈，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林克欢也由此成为了青艺艺委会的成员。

　　1985年底，林克欢编辑出版了大陆的第一本《台湾剧作选》，“当年两岸均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也无法与剧作者联系，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盗版书，其实也没错。”林克欢承认这是一本盗版书，但他很少与人说自己为了做这本“盗版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那时的图书馆报库中，所有的台湾书刊都是以胶卷的方式留存的，林克欢只能拿着放大镜去胶卷上看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蝇头小字。本就伤残的眼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只好以五个月的失明来回报。此时的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沙发上，等夫人林荫宇从中戏回来给他读报。

　　1987年台湾导演王墨林来到北京，寻找大陆的台湾戏剧专家，经剧协介绍找到了林克欢。从此他开始与台湾戏剧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熟悉台湾的人还不多，所以台湾的戏剧人一到北京就都跑来找我，陈映真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家已经变成我们台湾小剧场驻京办事处了。”

　　随着林克欢眼界的开阔与理论水平的提升，“剧院碰到一些新的戏剧理论问题，或者是要排一个新戏的时候，都是我去作报告，介绍剧目的创作背景，主旨内涵，以及在今天排演它有哪些意义和可能性等等。”那时国内还远没有“戏剧构作”的概念，连“文学顾问”都是一个新潮词，所以剧院里的老老少少，还有戏剧界的一批朋友们，都亲切地称林克欢为“教头”。

　　1988年，林克欢正式出任了青艺的文学部主任，依然在戏剧评论的领域里笔耕不辍，未被俗事牵绊。7月中旬，因北京人艺的新戏《天下第一楼》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于是之、夏淳等北京人艺领导在全聚德的前门总店召开座谈会，请评论人和媒体人吃烤鸭、喝茅台，还宣布每人可以拿走两只烤鸭。会上大家对此戏一致褒扬，只有林克欢一人当场泼冷水。酒席上，于是之在跟林克欢碰杯时说：“教头，手下留情。”林克欢笑道：“谢谢你们，我在北京吃了这么多年的烤鸭，今天是吃得最好的一次。一会儿的两只烤鸭我也照样拿走，但是呢，我明天的批评文章还得照发。”随后，林克欢果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复不是创造”的剧评，但这丝毫没有破坏他与人艺的友谊。此事之后，于是之还约林克欢喝酒：“教头，还喝酒不喝酒？茅台没有了，只能请你喝二锅头。”喝下这杯酒的当口，一个黄金时代的大幕也开始徐徐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