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决“子”“孙”二字的训释，首先要从总体上来把握这段话。这段话是从“副墨之子”，讲到“疑始”，也就是说，它所述的是一个向上追溯的过程。林希逸所用以解释的读和背，是读书的两个先后阶段，而宣颖之文字孳生及后代读书说，以及今人的先口授后著之竹帛说、流传说、祖述说，都是一个由前及后的过程，均不符合这段话的总体叙述方向，因此，无一可取。

　　这个问题要从表达方式上解释，副墨之子，是一种拟人的写法，“洛诵”之拟人化，连类而及，便称之为“孙”了，可见洛诵之孙是一种连类而及的写法。“子”“孙”一相对，就成了一个坑，古今《庄》学家纷纷跌了下去，或是自知无法解释就绕过这个坑掉头走开了。

　　我在解释《齐物论》中“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两语时曾说，昭文、师旷正是因同为妙善音律者方连类而及也。在寓言和举例中连类而及是《庄》文的一个特点，即使到“杂篇”中亦复有此例。正是对这一点的不理解往往使得众多《庄》学家对有关字句的诠释大伤脑筋。《大宗师》此处由子及孙，是连类而及表达方法之又一例也。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林希逸说：“九个‘闻’字真是奇绝。”（《南华真经口义》）但庄子为何连用九个“闻”字的原因，他没有探讨。宣颖说：“不过言由读书而深之乃至于得道，撰出如许名字，以经传之体例之，似乎不雅，然庄子从来止是以文为戏，所云‘寓言十九’者也。”（《南华经解》）宣颖的评论有两个错误：一、将庄子用九个“闻”字的这段话定性为“不雅”“以文为戏”是不对的。二、将所谓“以文为戏”视为寓言，也是错的。刘凤苞则曰：“后段似乎以文为戏，而由浅入深，皆从体会而出。”（《南华雪心编》）刘氏这句话口气虽缓和一些，但仍认为这段《庄》文是以文为戏，既然是以文为戏，却又说成是皆从体会而出。刘凤苞完全不懂得《大宗师》这段话大有猜测的内容，并非由体会而得。

　　九个“闻”字的由来，就在于上文“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一语。女偊的这一段答语是接着“闻”字而言的，在文中，女偊既然是人，则其所闻者也当是人，于是庄子乃将“副墨”拟人化，这里的“子”，本是人的泛称。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传：“舟子，舟人，主济渡者。卬，我也。”“之子”一词《诗经》中甚多。再举一例，《周南·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郑玄笺：“之子，是子也……于是子之嫁，我愿秣其马。”“副墨之子”，用白话译就是副墨这个人。像“操舟之子”，翻译成白话便是驾船的人。古今注释家的一个凝固之处，在于只执定“子”为儿子义。

　　明白了“子”“孙”是一种连类而及的拟人写法，我们就可以不纠缠在“子”与“孙”的错位上，并且能够明白“子”的确切含义，从而可以确认这一段的追溯性质。明白了“闻”字于上文的由来，我们也可以判断，林希逸所说“形之言，正也。书之墨，副也”这个解释是错的，宣颖所说“文字非道也，不过传道之助耳，故谓之‘副墨’”是对的，缺点是宣颖没有说明这里的“道”的含义，他其实并不明白“道”在不同场合其含义有别这个道理。

　　在《大宗师》中，南伯子葵所说“子独恶乎闻之”一语，又是承上文女偊所说“吾闻道矣”而来，因此，此处之“道”当为大化无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女偊答语所阐述的，并非如宣颖所说“由读书而深之乃至于得道”的过程。它是用拟人的手法——九个“闻”字表明，女偊的答语均采用了拟人的写法——阐述了极为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副墨、洛诵为一个阶段，瞻明、聶许、需役、於讴为一个阶段，玄冥、参寥、疑始为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