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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大宗师》第四段是全篇的高潮与中心。从与第三段的关系上说，本段是对第三段所勾画的一个万化而未始有极的大运化图景之具体的、气象博大的展开——对宇宙和人文世界的形成、人文历史的发展之神话式描绘，以及通过南伯子葵与女偊的问答，阐述学道的过程及其所能达致的境界，并从对闻道的由来的说明中对语言的产生、认知世界的形成等史前演化作出猜测。

　　这一段是《内篇》中历史意识、演化意识体现得最为突出的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庄子对史前演化作出猜测的部分作出说明。这一部分不仅文字艰深，而且存在一个《庄》书独特的表达方式的问题，当然也还存在一个理论阐述的问题，以故这一段文字的正确解释，成了《庄》学史上迄今未曾解决的难点之一。为了说明的方便，兹先引出相关的原文：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

　　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聶许，聶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一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王引之云：“‘恶乎’，犹言‘何所’。”（《经传释词》）女偊以九“闻”相答。这在表层上是讲闻道之由来。

　　女偊的这一段答语，是本篇的一个难点。像王雱、胡文英干脆就绕开了它。王雱只是笼统地说：“自‘南伯子葵’至于‘疑始’之数子，皆庄子制名而寓意也。”（《南华真经新传》）胡文英仅注曰：“从空撰出许多名目，要亦是身体力行过来，非若后人妄为杜撰也。”（《庄子独见》）两人都别无其他的注释与说明。成玄英将这九个“闻”的过程说成是读书明理的过程，林希逸则仅将之看成是一个读书的过程，他们都只在其注释的末尾提了一下“道”。但许多古代《庄》学家都将这个过程解释成一个学道的过程，虽然在一些词的训释上有一些歧解。说这是一个学道的过程，显然就与上文女偊教卜梁倚的那一段话重复了。

　　“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吕惠卿释曰：“道以体之为正，则文墨所论者乃其副之而非正也，故曰‘闻之副墨之子’。然不能绵络贯穿而诵之，则不能究其本末而至于通，故曰‘副墨之子闻之洛诵之孙’。‘洛’之言‘络’也。子孙云者，言道之有生乎此也。已诵而通之，则见之明矣，故曰‘洛诵之孙闻之瞻明’。”（《庄子全解》）仅从对这三语的解释上看，吕惠卿就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第一个“闻诸”是因为文墨是道体之副，为何要闻于副而不能闻于正呢？吕惠卿没有说。二、第二个“闻诸”是因为“不能绵络贯穿而诵之，则不能究其本末而至于通”，这是因为洛诵是通的条件，故闻诸焉；但第三个“闻之”，则是因通而见之明，故曰“闻之瞻明”，这就不对了，见之明是通的结果，而非条件。吕惠卿对下面三个“闻之”的解释所采取的都是颠倒结果为条件的解释。

　　林希逸说：“‘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后书之简册，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书之墨，副也。‘洛诵’者，苞络而诵之也。依文而读，背文而诵，犹子生孙，故下子孙两字。‘瞻’者见也，见彻而曰‘瞻明’。”（《南华真经口义》）林氏关于“副墨”的解说，释性袭为己注。林氏对“洛诵”的解说，释性作了一些改动而袭取之，其改动主要是用吕惠卿所说的“绵络贯穿”替换了“苞络而诵”四字。林氏对“瞻明”的解说，释性略改而袭之（《南华发覆》）。然而，释性不明白的是，林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对“瞻明”的解释，同上面两项是分离的。林希逸对下面三个“闻之”即“瞻明闻之聶许，聶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的解释，也都是各自分离的，他只是总说了一句：“凡此数句谓道是读书而后有得，做出许多名字也。”（《南华真经口义》）

　　“子”“孙”二字，颇为难解。古代《庄》学家中许多人都绕了过去，像陆西星、释德清、王夫之父子、林云铭、马鲁、陈寿昌、林纾等人。

　　上文已经说到，林希逸是将“子孙”解为读与背的。宣颖曰：“书籍文字也，文字是翰墨为之，然文字非道也，不过传道之助耳，故谓之‘副墨’。又对初作之文字言之，则凡后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谓之曰‘副墨之子’也。”“文字须诵读之，‘洛诵’者，乐诵也。对前辈读书者言，则今其孙也。”（《南华经解》）这样说来，“副墨之子”是后来孳生的文字，而后辈读书者则为孙，此种解说，一以文字，一以人，标准不一致，予人以牵强之感。然而，刘凤苞从宣说（《南华雪心编》），王先谦对“副墨之子”的解释引了宣颖的注（《庄子集解》），而对“洛诵之孙”，其注曰：“谓连络诵之，犹言反复读之也。洛、络同音借字。对古先读书者言，故曰‘洛诵之孙’。”（《庄子集解》）后面这个注，除了对“洛”字的解释与宣颖不同外，其对文意的说明仍然是取于宣颖的。

　　今之注释家中也有不少人绕过了对“子”“孙”二字的解释，如王叔岷、曹础基、张耿光、陆钦、刘建国与顾宝田、欧阳超等人。

　　张默生、黄锦鋐注“副墨之子”引了宣颖注，而注“洛诵之孙”则引了王先谦注。杨柳桥注“副墨之子”亦引了宣颖注，而注“洛诵之孙”则曰：“文字本于语言，语言辗转相授，故曰洛诵之孙。”（《庄子译诂》）王世舜袭用宣注以注“副墨之子”，对“洛诵之孙”则注曰：“古书先口授而后形成文字。所以说副墨之子闻之洛诵之孙。”（《庄子译注》）依杨柳桥注，语言在先，依王世舜注，口授在先，文字在后；怎么反而文字为子，语言为孙了呢？对这样显著的不通，两人都看不出来。陈鼓应依陈启天释“子”“孙”为流传之意而注之（《庄子今注今译》）。然而，流传总是前代传到后代，怎么可能子闻诸孙呢？钟泰说：“书皆先口授而后著之竹帛也。曰子曰孙者，言其有所祖述也。”（《庄子发微》）无论是“流传”说，还是“祖述”说，当由前辈流传到后辈，后辈祖述于前辈，怎么会子闻诸孙呢？

　　这样一个微小之处，难倒了古今所有的《庄》学家，成了《庄》学史上一直无解的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