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概念”不再限于符号化

　　记者：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音乐节为推荐中国音乐家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年又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邹爽：音乐节主打的“中国概念”是不变的。音乐节上个20年里，陈其钢、谭盾这些大师充分地发光发热，带动了很多的新现象，现在到了传承和发现新人的时候。今年我们选择了周天、杜韵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准80”，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是我的同龄人。

　　关注周天和杜韵，首先是发现了他们的成绩，他们是完全的学院派出身，从中国到国外留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周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乐队协奏曲》和许多委约作品都非常出色，在国际上，他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奖的华人。杜韵不仅是独立作曲家，也是当代艺术节的顾问和艺术总监，是个跨界的奇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天使之骨》正在纽约的小剧场里演出。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都是提前很早安排演出计划，《天使之骨》当时没能马上到北京来。一年后，《天使之骨》做成了大舞台的版本，拿到了普利策大奖。我很自豪的是，在普利策奖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作品，这说明我们的角度和世界同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

　　我们想让北京的观众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成为了新的浪潮。他们没有特意去做中国题材，没有特意通过戏曲这些传统元素让外国人发现自己的才华，他们完全是在国际主流的语境里，靠作品一点点打拼出来。闯荡美国音乐圈时，他们在拼命地展示新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中国声音：我的作品是好作品，而我就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可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功夫、熊猫、《牡丹亭》这些符号，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先开始关注东方的美学，但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还停留在这些符号上。

　　记者：总的来说，在每年这么大体量的演出市场里，观众们听到年轻作曲家新作品的机会还是很有限的，“年轻人出不来”是大家一直担心的问题，对此，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邹爽：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学生作品都去一线平台演出，这些作品很有可能不够成熟，但不能因此断了年轻人的创作。我们要不停地委约，让他们不停地创作，或者提供让这些作曲家和观众对话的机会，不能让真正想进行古典音乐创作的人离开。还有一点很重要，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一直在做“基础建设”的公益活动，只有认识跟上来了，观众们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里。

　　从青年作曲家自己来看，我觉得所有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应该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声音。在技术和素养上，中国读音乐的孩子绝对不比国外的同龄人差，国外从研究生开始才有作曲系，但他们从小就学。我们的年轻人应该视野更开阔，跳出专业的局限，真正把音乐当作对生活、对社会的表达。如果仅仅想做一部技术上的好作品，却没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那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家。哪怕你的作品只打动了一个人，那它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

　　记者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