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之情的寄托

　　对于槐树的栽植，自古有之。《山海经》中有“首山其木多槐……条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载。两汉魏晋时期的洛阳，遍种槐树。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作《槐树赋》云：“唯中堂之奇树，禀天然之淑资。超畴亩而登植，作阶庭之华晖。”曹植、挚虞、王济等魏晋京洛名士也都写过《槐树赋》，曹丕写过《槐赋序》，盛赞槐树的美德。西晋左思《三都赋》载：“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可见当时无论宫廷或城市道路两侧，已遍植槐树，青槐碧水让京洛显出一派生机盎然的风貌。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亦曾作《槐树赋》。西凉建国之前，河右地区没有槐、楸、柏、漆等树木。前凉张骏在位时，从秦陇引进种植，后来大多死了，而酒泉宫的西北角有槐树生长，李暠于是作《槐树赋》寄托情怀。

　　到了隋唐时期，都城更是槐树遍地。唐代郑世翼所作《登北邙还望京洛》中“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左右多第宅，参差居将相”便是印证。唐代的长安槐树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荫盖广阔。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便为行道树首选。唐朝时将国槐作为行道树，与今人的理由大有不同。唐朝出于维护治安的考虑，原本不允许栽植行道树，但因百姓无柴可用，便鼓励百姓遍植国槐。国槐侧枝少且长势快，又便于伐木作薪，顺理成章成为行道树的主流树种。

　　宋代《本草图经》亦有关于槐树的记载：“槐，今处处有之。”到宋金时代，槐树做行道树仍有所见。长安的大街称为“天街”，由于有槐树夹道，又名“槐街”。

　　自明清以来，槐树尤其得到京城人的青睐。老北京人喜槐，不仅是因为槐树实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故乡情的寓意。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置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久远，槐树无存，亦发贡于兵燹。”由此，槐树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

　　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镇的爨底下村村民多姓韩，据传是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先民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爨底下”“爨头”，祈盼后人在此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同时又有荫庇群生之意。这里的大槐树牵系着数百游子的思乡之念，有着诉说不完的血脉之情，成为迁民心底的依偎。他们将大槐树栽植于村口或十字路口，以此表达对故土先人的怀念之情。

　　京城在明清时期国槐数量增多，槐树也渐成了京城的名片。尤其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其怀念家国故土的寓意备受海外游子的喜爱，成为国家凝聚力的象征之一，亦与北京的首都地位相符合。国槐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北京风物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百姓喜爱，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可以很好吸收养分。同时既喜阳又耐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北京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