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圈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洋人，当时上海有各种俱乐部、协会组织，从林语堂的演讲就可以看出。这又可以分几种人。首先是来到上海的左翼文人、革命家。比如，斯诺和斯诺夫人，都曾和林语堂有交往，不过40年代在海外，他们是论敌。林语堂当然是输了，现在北大还有斯诺的纪念墓，又有多少学生知道林语堂？林语堂在晚年曾说，当时到中国来的有两个女性革命家，普罗姆和史沫特莱，他曾带史沫特莱参加平社活动。

　　林语堂在上海结交的最重要的洋人当然是赛珍珠及到访的华尔希了。他们如何结交、如何合作、如何分手，我在拙著《林语堂传》中有详尽交代，这里也不多讲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历史叙述，但从这个客观的叙述中，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赛珍珠、华尔希和林语堂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欣赏，走向互相合作。说林语堂是赛珍珠“发现的”等等，都很片面。他们的分手，政治倾向不同占主要因素。“文化人”离不开政治，林语堂在《语丝》时期就强调“要谈政治”，因为政治关涉到你的理想、你的良知，没有这些，“文化人”就真成了神仙道士，林语堂不是这种人。

　　最后这一批洋人朋友往往都是家庭朋友，这应该和林夫人廖翠凤很有关系。廖翠凤是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生，英语一流，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30年代在上海经常和林语堂一起出席社交活动，比如鲁迅日记中都看到林语堂夫妇经常一起赴约。从林语堂的演讲活动可以看到，当时上海有各种妇女协会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等，廖翠凤也应该经常参加活动，结交朋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致谢中提到一群太太女士们，是她们平时在他耳边不断唠叨，要他写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书，这些都应该是林语堂夫妇的家庭朋友。我在庄台公司档案里找到弗利兹（Bernardine Szold Fritz）写 的一篇“林语堂小传”。当时《吾国与吾民》爆红，急需了解林语堂是谁，弗利兹便写了这篇传记小文，而这也是我至今看到的写林语堂的生活细节方面最生动、最贴切的文字。弗利兹称林语堂气质上是位诗人，非常有见地。我这里不妨再用弗利兹描述的一帮朋友抽鸦片的情景做结尾。

　　弗利兹没说这次聚会在哪里，当时一帮朋友起哄要林语堂来试试。于是：

　　语堂边退边笑，举起双手抗议。

　　“我是牧师的儿子，”他说，“我做不到。”

　　大家一起抗议。“哎呀，就这一次。你要试一试嘛，大家都试过啦。”

　　“不行，”他说，这次严肃起来，“我喜欢看别人抽。看别人抽鸦片真是很神奇，不过同时我也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就像有人说看蛇也会感到恐怖一样。毫无疑问这和我的基督教成长背景有关。虽然我已不上教堂，但道德戒律还在。我知道我的手拿不起烟筒把烟送到嘴边。”

　　“哎呀，就试一次也不会染上瘾，”我们的主人说道。

　　“啊，要是没人试第一次，还有谁能上瘾呢。你们来吧，别管我了，”他笑着躲开，“我敢保证，我抽雪茄的毛病和你们抽鸦片一样糟糕。可是圣经没有说抽雪茄不好啊！”（钱锁桥）

　　（作者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