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南洋大学高层管理团队，从左至右：伍启元、林语堂、胡博渊、熊式一、杨介眉

　　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在阳明山故居阳台，约1969年，耿殿栋摄

　　前排右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后排右起：孙伏园、林语堂、孙春台

　　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上海，1933年

　　林语堂请二女儿林太乙用明快打字机打一封信，纽约，1947年

　　《生活的艺术》营销宣传单

　　林语堂一家在纽约，1942年。均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这次有机会来上海，就“林语堂与摩登上海”作三个系列讲座，分别从林语堂在上海时期所担任的职务、所作的演讲以及交友圈三个角度切入，目的在于还原历史，重温摩登上海海派一景，为民国上海研究添砖加瓦。

　　在此重点谈谈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社交圈。

　　林语堂可以说是摩登上海海派文人的标志性模板。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林语堂有三个交友圈：文人朋友，有左翼的，也有其他的，包括鲁迅、郁达夫及论语派文人等，他们一般不说英语；第二是有圣约翰背景或有留英美背景的学人，他们主要围绕着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和《西风》杂志活动，能说英语，一般都有专业职业，不能算是“文人”；第三是说英语的洋人朋友，包括史沫特莱、赛珍珠及其他国际友人。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仍然是一个标杆，对一位作家的评判如何，鲁迅的意见还是重要的参考，虽然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苛。以至于讲到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看鲁迅在日记、书信里面是怎么讲的。讲到林语堂在30年代上海的社交，好像只有和鲁迅的关系。这是很片面的。鲁迅只是林语堂社交圈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鲁迅和林语堂的交往应该起始于北京《语丝》时期，语丝派成员当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隔周聚会。鲁迅和林语堂在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鲁迅要“斗”，林语堂也是要“争”的。但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异性相吸”。鲁迅比林语堂大14岁，虽然留学日本，但他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是非常中式的，所谓绍兴师爷的后裔，但鲁迅主观上非常昂奋地要求“进步”，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能变成“真的人”。林语堂在出国留学前就是挺洋派的。1919年林语堂夫妇和一批清华赴美留学生一起在上海登上海轮，当时这对新婚夫妇就与众不同：他们手挽手进进出出，能熟练地使用刀叉，西装笔挺，非常洋派。但林语堂和留英美派学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尽管是西式学人的典型代表，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时代开始便一直关注、钻研中国文化。不太修边幅的鲁迅和西装笔挺的林语堂，两人应该是各自在对方那儿看到了自己的“他者”，从而相投。林语堂和周作人也是一样，从脾性（要费厄泼赖还是痛打落水狗）以及中国文化取舍（性灵闲适）方面，林语堂都更接近周作人，但在民族抗战方面又绝然相反。在林语堂看来，周氏兄弟一个冷，一个热。林语堂和周氏兄弟交往，就是要学点他们身上的“中国味”。林语堂在1928年写的英文“鲁迅”一文中，就特别欣赏鲁迅：大革命生死关头，有学校邀请他去演讲，拒绝不行，要去讲又不能得罪任何一边，于是便讲了魏晋隐士的飘逸，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别人又听不懂，皆大欢喜。林语堂可能永远都学不来绍兴师爷的世故，郁达夫在回忆录中便嘲笑林语堂傻乎乎的“英美式绅士”味。但也不要忘记，林语堂是有自己主见的。以前讲到鲁迅和林语堂在南云楼饭局闹翻，日记中用了相当刻薄的词，说林语堂“鄙相悉现”，研究者则极力证明说其实这是一场误会。我却认为没什么误会的。以鲁迅阅人的资历，他肯定意识到林语堂的行为与语气之间对他有看法，而且已经意识到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没什么回旋余地，所以下笔是绝交的语气。我们现在知道，林语堂对当时的鲁迅非常不以为然，刚刚还在和太阳社创造社文人打笔仗，现在却要“投到敌营那边去了”。这是知识分子的姿态问题，林语堂也是不可能妥协的。不过，林语堂可能认为也不至于一定要绝交。

　　林语堂在30年代的上海虽未被左翼意识形态所吸引，但和左翼文人也是打交道的，林系《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也有登左翼文人的文章。还有饭局和社交活动经常也有左翼文人在场。又比如，林语堂于1930年11月10日在大夏大学的演讲“学风与教育”中，尽管批评当时学风浮夸、出不了有分量的作品，但还是认为茅盾的作品算是革命文学的佳作。华尔希到访上海，要林语堂引介中国作家为他办的《亚洲》杂志撰稿，林语堂起先的邀请名单有鲁迅、郁达夫和茅盾，但后来考虑到他们不讲英语，没有邀请。林语堂和郁达夫的关系一直不错，两人住得很近，经常有来往。林语堂说郁达夫“你这个人真坏！”，当然是玩笑话，还带着孩童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真是不同。郁达夫当时在上海把自己和王映霞的恋爱以日记形式公之于世，好不热闹。而林语堂家有贤妻爱女，没有桃色新闻。尽管如此，林语堂是很看重郁达夫的文笔的，曾希望郁达夫能把自己的《京华烟云》译成中文。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林语堂你算老几，要郁达夫来“译”你的小说？其实，要是能成，倒是一段佳话。林语堂请郁达夫翻译，主要是自己完全没时间去做，抗战时期有没有在经济上资助郁达夫的意思，不太清楚。要是他们协商过，郁达夫完全同意，有什么不可呢？关键是我们太看不起“翻译”，好像翻译要比创造低一等。林语堂在上海、在美国时期很多“创作”都是“翻译”，把中国文化译介给西方读者。林语堂请郁达夫翻译《京华烟云》，绝对不是要他逐字翻译，而是有相当大的再创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