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关江南诗学的待发之覆是：为什么送别外任官，要以他即将游历之地点来作诗题？为什么别的不选，专选取新官上任所去的浙江重要人文胜迹？《词林雅集图》后有接裱的 《文会赠言叙》（罗玘），多少提示了当时参与文会写作者的主要心情：

　　……题必以浙之胜者，志（龙）致仁他日次第之所名历也。而基经纬脉络，予请为致仁商之：夫人之北道赴浙者，必自檇李入。春秋之末，吴越于此日寻干戈，争尺寸焉，今则东南孔道也。则夫天下可以为，有一定之势乎哉！孟子曰：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可不省诸？而于是时，当迓者至，导以入会府之城，其于古也，为钱塘。即而行礼上之礼，越三日，群庙告至，读表忠观之碑，循苏公堤，拜武穆王之像于西湖之上，奋曰：予何人哉！庶几臣节可励也。

　　浙分东西二道，佥事岁分其一焉。渡浙而北溯者，为桐江，姓是州者谁也？载求泰伯祠而鞠躬焉。廉贪起懦于消息盈虚之间，盍于明月泉乎验之其然邪？要今之二千石无有慢游以病民者，有则必诛。扃谢公楼，窒白石洞，弭绿波亭下舣舟而嬉者，其严乎？使兰亭诸贤尚在，亦当减坐中觞咏之七。孰为曹娥江之庙，骢之过也式之。式清风岭之祠，访林逋之宅，亦有筑堆读书如顾野王者乎？则驻节赏之。而或舁夫所指，有吹笙台焉。呵之左道，无缘而入矣。……

　　盖二十二题中，有关两浙人物胜迹有泰伯、严子陵、曹娥、王羲之、谢安、葛洪、白居易、苏轼、林逋、岳飞、顾野王等，英雄、豪杰、圣贤、名宰、师儒、道士、孝女、名臣、诗家、书圣等，皆江南人文景观之最著名者。正如罗序所云，于景观所表彰人物之风流光彩中，或“廉贪起懦”、或“驻节赏之”，“庶几臣节可励也。”这正是江南景观文化的政治功能。我们如果只依西方所谓 “文学创作”的概念来理解古人，只从古人的诗文集中阅读这些作品，就不能还原这些作品的真正现场，看不出这些作品的对象究竟是谁，也就几乎与古人的真正心事，失之交臂了。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屈原创造了湘水，谢灵运创造了永嘉，渊明创造了桃花源，王维创造了辋川，杜甫创造了草堂，东坡创造了赤壁，黄公望创造了富春江，祁彪佳创造了寓山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因兴尽回船去，哪得山阴一段奇？”……一方面是诗人将他们的感情与意念投入到特定的“地方”中，使“地方”成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地方”也将历代诗人的生命记忆与情思想象保存、增殖，不断再生产出来。记得钱穆说过，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作品里所表现的地方，可以在地图上一一指出来。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诗歌以圣经故事和神话来虚构叙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其成功之处，即将虚幻与现实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地方：“高密东北乡”。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高密就像一口深井，可以挖掘到数不清的记忆、梦思、幻想、故事、想象与寓言，也可以在地图上指出来。

　　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不仅是生命的地图，不仅是情感、记忆与想象的载体，而且可以作为一种观念、概念，以及在世存有方式。能不能有一种以“地方”为主体的观察角度，从专门集中的文献中去探索：长期积淀内在于地方的审美经验；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的多种方式；地方如何成为一种观照与认识人的角度，一座山、一条水、一架桥、一处寺、一只亭子，一处钓台，一个园林……都散发着思想的声音，表达着记忆的生命，诉求着感性的认同，如何成为散发着特殊生命气息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文学论述。

　　希望 “江南文化诗学”成为富于中国智慧的活的理论，并将继续与生活现实发生联系，不断发展出新的论述，成为富有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江南”完全可以成为文化诗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撰写了《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这本书。全书由六篇文章组成，聚集了有关“江南文化诗学”的一些想法。

　　《江南再发现：中国历史与文学上的江南认同》，虚实结合，文学与历史融为一炉，以长论文的篇幅探讨“江南”为什么不止是一个地名，而更是一个“文化意象”，其中包含着文化与美学的论述，成为一种想象的精神共同体，探讨其来龙去脉、史文蜕嬗，以及内在的诸多意蕴。“江南”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因其历史与文学的内涵深厚，释放出思想与观念的能量，表达着一种关于美好的生活与意义的主张。

　　《水乡的诗学：中国文学与艺术上有关水乡的审美经验》，首次将水乡作为一种华夏诗学概念来研究，探讨其艺文通性、美感经验、诗性秘奥、经典谱系以及传播影响，发现“水乡为区分南北中国的关键”“北国的江南化，重要特征即水乡化”“水乡之美，具有无言而殊胜的抒情特质”“农业人生的自然真朴”“风致之美”“阴柔之道”“文化仿写”“城乡共体”等美感经验。我想说的是，水乡极富于古典中国美的核心价值，也是现代中国已经渐渐消失了的童年集体记忆，值得永久珍视。

　　《从严子陵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江的文化意象》一文，正是从江南诗学角度出发，融艺术、诗文、哲学、地理为一炉的冒险旅行。历来对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与诠释，几乎完全是美术文献学、艺术史与文物收藏界的专门任务，诗学研究的视角向来付之阙如。研究者们的用心所在，无非是真伪的考订、题跋的释读、流传的故事、影响的史实，以及笔法、技术、渊源、风格等。因而对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此一杰构之创作由来与艺术成就，其诠释主流，完全是从师法董源、观察自然，或从他的《写山水诀》等艺术史创建新士人画命题着眼。2011年我到台湾客座，第二天即看了故宫山水合璧的特展，观读之后，心中即起一大疑团，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莫非是完全孤立于富春江文化传统之外、横空出世的现象？不能说有什么微言大义，然而此一杰构完全没有思想、没有诗性，只是笔法与布置、皴法与墨色，渊源与流派，那又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试用文化诗学与诠释学的方法，尝试将此图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即 “富春江文化意象”之中，将其视为富春江文化意象全幅生命史中一个环节，以大观小，视界融合。本文的真正主旨，并不在于坚执地求得此图的创作真意，而在于虚实离合之间，对经典的文化意象作意义的诠释，使其成为今天中国意义世界的一部分。

　　江南诗学离不开前辈学者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陈氏名著《柳如是别传》。这是陈寅恪先生融毕生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于一炉的重要著作。此书所展示的独特的考证方法，十分值得学术史加以总结。其中对于地点地名因素的重视，即是一个明显的学术特征。《从凤城到拂水山庄：从《柳如是别传》看地点与地名要素在解诗中的方法与意义》一文，即透过一组相当集中而有关联的地点地名，即碧霞宫凤城 嘉定莴园 松江南楼 我闻室拂水山庄，去具体梳理分析陈寅恪的考证功夫与解诗技术，认为其中如开辟地方志作为史源、前后作品地名因素印证、时间与地点因素的相互密扣、诗题细绎方法、间接出典方法、有限制的心理分析方法、以及融注想象力于具体地点的考据癖等，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解诗方法与传统考证方法。尤其将心理分析与考证功夫融为一炉，为三百年前一位奇女子，发皇内心隐曲，达到了极透明通彻、呼之欲出的程度。这里综合了一流史家的高度精确的考证功夫，又超越了考证，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与传主素心独绝的灵魂息息相通的一种境界。由此，《别传》的意义在于陈寅恪大大发展了他早年的以诗证史的独特学术方法，将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的注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地点时间考证，发展而为注重内心世界的心灵史的重构。这是陈寅恪史学旨趣的重要转向，是诗情史心，通贯为一的绝大著述。了解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极富文学性的特质，同时也更加完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的“江南诗学”的学理要素。

　　《南窗寄傲图》题咏，是流寓于沪的文人群体，辛亥年之后约十年间，先后同题唱和之作。为什么要借图言志？参加此一题咏的诗人，精神困境如何？情感心理如何？《海滨流人的招魂文学——〈南窗寄傲图〉题咏释证》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同时提示大家注意此种古典文雅的艺文欣赏与交流方式，背后隐含着“江南诗学”一项可贵的成就，即以学术、艺才、诗心相互感发，以图文相结纳、以诗性相凝聚、安顿斯文骨肉。此种典雅人文主义，实为“不朽”的追寻之一；此种生命安顿的方式，实为江南诗学对古典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