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学习的技艺

　　最后说说如何写诗。首先是向传统学习。基于前面说的诗歌对语言的运用特别强调，所以如果要写诗，就须对汉语的特性和其潜藏的诗性有真切的了解。知道它不同于屈折语、黏着语，而是一字一音一意的孤立语。它重意合而非形合，重人治甚于法治，每个字词都有非常活泼的能动性，就像后来法国诗人克洛岱所说的那样，“为了把这些思想融为一体，中国诗人不用讲逻辑的语法的联系，只消把词语并列起来即可”。倘要说得具体，它集中表现为可以突破语法规制，省略人称以造成非个人的性质，以及人与自然完全冥合的效果；省略时态以表明经验的恒常性，还有时间的虚妄性；省略一切语法性虚词以让实词并置、叠加与错置、穿插，造成非语法的性质和反逻辑的效果，等等。

　　举一例，唐末诗人郑谷《慈恩寺偶题》中有两句诗，“林下听经秋苑鹿，江边扫叶夕阳僧”，因为省略了语法性虚词，就有了多种文字排列形式，容纳了更丰富灵活的诗意变化。既可以是“秋苑鹿林下听经，夕阳僧江边扫叶”、“林下秋苑鹿听经，江边夕阳僧扫叶”，又可以是“林下鹿秋苑听经，江边僧夕阳扫叶”，还可以是“鹿听秋苑林下经，僧扫夕阳江边叶”。这当中除“林下”和“江边”是被规定死的，其他都可机动。对此，美国诗人庞德十分钦服，他从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得到启发，形成诗歌意象理论，被艾略特推称为 “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

　　可喜的是，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写诗者开始体认到中国诗的好处。本土的诗人更真切地感受到向传统学习的重要。不久前，诗人西川就推出了 《唐诗的读法》。据他自己说，是想努力置身于唐代社会生活与诗人写作的现场，来解开唐人写诗的秘密，从而为新诗的写作和阅读提供参考。其实，张枣比他早就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称自己“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并对自己家乡湖南弥漫着的楚文化居然得不到同代人的回应而感到可惜。

　　其次是向西方学习。新诗又称现代诗，自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深受西诗的影响。新诗的开山、胡适所作《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因此被认为与美国意象派的“六原则”多所相似。此后的现代诗人都直接间接地学习、译介西方诗歌。他们在新诗一途所取得的成就，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汲取西诗的营养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其中，徐志摩、闻一多等受英诗的影响多一些，梁宗岱、穆木天、王独清、戴望舒等受法国诗歌、特别是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多一些。至于冯至，则深受德国诗歌、尤其是里尔克的影响。后者对他试作十四行诗，并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直到晚年，他都毫不讳言。上述中国现代新诗的巨擘们，在译诗写诗过程中逐渐体认到了诗歌文体的自足性，诸如诗歌中的词语本身是有体量的，对这种体量的合理运用是可以造成诗歌特别的速度与节奏的；而诗歌的断句与分行也并不是可随意分派的，它不仅照顾与回应诗律的要求，并赋予诗型以美感，还可以营造出特别的抒情效果，所引入的十四行诗，即 “商籁体”，对新诗的形式建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新诗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了文体建制，并得以有了第一批收获，与此大有关系。当然，这其中还包括50年代后对俄苏诗歌的翻译与学习。

　　谢冕先生是中国新诗研究的权威，在前不久接受媒体访问时，曾提出中国诗的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改变，并呼吁消除对立情绪，实现新旧诗的“百年和解”。立论高屋建瓴，令人佩服。当然，因是接受采访，有些说法难免未及周延。应当说，中国的诗歌所赖以生存的语言只有一个，并自古到今没有改变，但中国诗的传统却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不断地充填进新的内涵。他又称新诗百年实践，最值得称道的是打破格律的束缚，让鸟儿展开了飞翔的翅膀。其实，格律既非中国诗独有，也不该背负什么原罪，因为它并不必然阻碍诗人的情感表达。相反，闻一多等人从西诗学到的东西中，格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以致到今天，谋求建设整赡的新体格律，乃至最终造成“共体诗”，仍是许多写新诗和研究新诗者的梦想。至于古诗格律，固然对作诗有所约限，却也是造成传统诗美必须的间架。它或许阻挡了一些薄才者的贸然进入，却从没有成为真诗人的负担。不然，我们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诗人诗作，至今仍被人印入眉间心底，成为其曲曲心事最适切的代言。

　　所以，为诗歌创作的繁荣与成熟计，我们需要继续根植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本位，在向生活学习的同时，努力接续来自中西方两方面的传统。只有这样，才可以最终缓释对诗歌日趋边缘的焦虑，并让诗歌真正成为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乃至关乎时代与人心的最真实而形象的编年史。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