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时代

　　对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太多人会引用荷尔德林的大哉问：“在贫瘠的时代里，诗人何为？”结合我们身处的当下，我们自然也要问，在今天这个一些人眼里物欲横行的冗余的时代，诗歌该往哪里发展，诗人又该如何自处？

　　自上世纪1980年代朦胧诗退潮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渐行渐远。作为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开场，朦胧诗人针对前辈诗人“我不怨恨”的妥协，以怀疑与反叛的姿态，勇敢地喊出“我不相信”。尽管也被人说成晦涩，但无疑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但随“盘峰论争”和“第三代诗人”的出现，这种社会性很快为“个人化书写”所代替。以后70后、80后诗人就更将关注自我充作对诗歌自足性的追求，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诗歌与社会的疏离。故总体而言，与传统诗人相比，他们在观念上、审美上更多反传统、反理性，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而更多关注人与日常生活，比如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日常写作”就如此。更有甚者，专注于一切不确定与破碎性，并热衷躲避崇高，消解神圣，这使得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更多体现出某种后现代的征象，传统意义上的诗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意识急剧退潮，有的沦为本能、隐私和欲望化书写，深陷在自私、自恋和自我抚慰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想来这些诗人都想与时代作某种切割，但显然，其作品屡屡掺入口语，描述事件，再有些角色分派，本身就是这个失去中心议题的日趋破碎的散文化时代的产物。我的意思，诗歌要脱离时代，正如人想拽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我们当然不主张诗歌应整体地回到1980年代，更不主张整体地回到朦胧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诗歌。

　　今天，正如诗人西川所感叹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前辈梦都梦不到的人和事，今天中国的变化是那么的深彻，较之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加日新月异。它是诗人无计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我们看得到，“后朦胧诗人”中王家新和张曙光等人标举“知识分子写作”，以踏实的努力，积极地追求更纯粹的诗的建构。也看得到一个受疾病侵害的女性，让自己的执着和真诚穿过大半个中国，感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我们还看得到，像打工者这样的 “底层写作”，像《星星》诗刊上的“新现实”栏目，以及像《北漂诗篇》的诗歌集子。这些都印证了阿诺德说的话，“诗歌是对人生的一种批评”。

　　说起来，这些诗也讽刺和反讽，但否定性的书写不必然意味着诗人有多虚无。但诗人在写它们的时候是调动了全部的理性和情感的，是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关切的。因为他们深知诗歌与世界有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有关。诗歌不仅是艺术，还是生活本身，乃至是生活的灵魂，它与时代天然关系密切。对于诗歌创作而言，他们并非生错了时代。尤其当下的全球，有许多死亡遁入谜团之中，许多痛苦被掩蔽了起来，诗人更应该为长夜守更，为薄暮中的人们点灯，并努力爱脚下的土地，既为凡人记录下英雄的神迹，又为伟人昭示他未见到的天理。如果说，西方称诗人是狄俄尼索斯的仆人、酒神精神的化身，我们更愿他是这个世界的值更者和燃灯人。这应该是这个时代诗人光荣的使命。这样，他们即使被时代冷落甚至放逐，仍是时代之子。他们有些篇章哪怕是纯粹的眼泪，正如加缪所说，也能不朽，因为有些时候，“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

　　当然，正如英国诗人史文朋在评价雨果时说的那样：“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之所以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意在说明诗人不是一味追随时代亦步亦趋的，它有自己的观察和立场。在这方面，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被称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的阿甘本提出的“同时代性”命题颇值得重视。它说的是人与时代的一种奇异的联系，它“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他认为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是无法看清时代的，这实际上触及了诗人应如何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问题。他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己置入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有时候站在时代之外甚至之上，这也是中国古人时常谈及的话题。正是通过这种与时代的“断裂”与“脱节”，诗人才能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知黑暗的来源和世界的本质，从而在诗中抵达一般人无法抵达的真理。此所以，艾略特才会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称诗是 “有意义的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只活在诗里，而不存在于诗人的经历中”。也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他的诗集既不描写内心的冲突，也很少展开哲学思考，除了描写日常生活及人与人交往的片段外，对媒介报道的世界大事都甚少提及，但尽管如此，他的诗歌仍能不失凝炼而深刻地 “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这就是所谓“同时代性”的含义。

　　总之，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定非常看重自己与时代既契合又疏离的关系。那种与时代一味疏离的人写出的诗必无活气，与时代粘缠得太紧的人写出的诗必少生气。因为刻意在诗中回避或凸显自己与时代的关系都不自然，也不真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求真的意志，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努力在写作中重建“日常真实感”和

　　“当代经验”，这样才有可能真实地反映或回应所身处的时代，直至重建理想的 “诗性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主张不要总强调诗人必须反映和如何反映时代，他在当下生活和写诗本身，就已经诠释了他与时代的全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