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终于成了“大师”

　　面对金庸小说的热销，严肃文学不断调整对策。

　　初期以拒斥为主，认为金庸小说是“消遣品”“低幼读物”“精神毒品”“毒害青少年”，乃至怪罪年轻人审美水平太低、盲目跟风，甚至引申到对民族未来的担忧。租书摊、录像厅、奇装异服、流行音乐、不良少年……严肃文学描绘出这样一幅末世图景。

　　拒斥无效后，严肃文学转向漠视，所有文学活动都将金庸排斥在外，文学青年以“不看金庸的书”达成身份认同。

　　然而，随着曾经阅读金庸小说的一代人逐渐成长、成为社会中坚，掩耳盗铃的把戏已无法持续，“收编金庸”成了唯一的理性选择。

　　于是，严肃文学开始礼赞金庸小说：一方面，将金庸小说的思想境界拔高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另一方面，将其形式标榜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提拔真的符合事实吗？不妨参看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对金庸小说提出的批评：

　　在内容方面，梁羽生的批评是：“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梁羽生认为，金庸小说脱离了“文以载道”“匡时济世”的正途，正滑向“正邪不分”，这在《鹿鼎记》中体现最鲜明。

　　在写法方面，梁羽生的批评是：“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金庸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多从俗书中抄来，贴片般夹杂在他的文本中，只是当作补白来使用。表明金庸本人对它们亦兴趣有限、了解不多。

　　梁羽生的批评有可议处，但更接近事实，即金庸小说更偏娱乐性、市场化，并无太多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严肃文学的收编，金庸足够凑趣地积极回应：他反复修改小说文本，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庄重，更像经典。双方主动靠拢，“大侠”终于成了“大师”。

　　人人都想写一部武侠小说

　　如今，金庸小说已被算成严肃文学，但由此带来更多疑问：为什么其他严肃文学作品无法像金庸小说这样成功？严肃文学的那些标准是否还成立？为什么其他武侠小说不算严肃文学……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思考金庸小说，从接受的角度去观照：小说受欢迎，必然是契合了读者的心理需要，则金庸小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曾想尝试武侠小说，但真正行动的人却不多。

　　张恨水曾说：“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一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

　　想尝试，说明在“近世之变”的压力下，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想以“英雄主义叙事”来自我抚慰。不敢尝试，因为“英雄主义叙事”容易写单调，无法呈现出人性的复杂。

　　所谓“近世之变”，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心灵革命：此前，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子（家族、同乡、同门等）中，自我和小圈子高度融合。可“近世之变”改变了这一切，自我从小圈子中被剥离出来，随着孤独、惶惑、恐惧、不安等扑面而来，现代人突然发现，我们与世界、与传统间的血脉联系已经断裂，终我们一生，都在试图修复这种联系。

　　于是，我们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向过去攫取，则传统的“英雄主义叙事”常被征用，毕竟每个民族的创生神话都是“英雄主义叙事”，它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

　　然而，在高度世俗的现代社会中，“英雄主义叙事”与现实经验相距太远，我们找不到信任它的理由，因此很难从中得到深层愉悦。金庸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体察到在“近世之变”中，人们的感觉结构发生了巨变。

　　唐人元稹在《莺莺传》中，刻意安排张生始乱终弃，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愉悦当时的读者。后代改编者直接将故事改成大团圆结尾，因为读者认为，这才是最合理、最真实的。甚至对于爱情，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完全不同感受，何况其他？而因应感觉结构的改变，是写作者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