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这是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对金庸的评价。

　　辞藻之下，隐含着两个巨大的焦虑：

　　其一，为什么这么多的读者热爱金庸小说，它究竟好在哪？

　　其二，严肃文学的评判体系该如何接纳金庸小说？

　　由此方能理解这段措辞的巧妙：原来，金庸小说也是严肃小说下的“蛋”，而金庸的价值就在于，他把通俗小说提升到了严肃小说的高度，这算是一场“文学革命”。

　　于是，“大侠”被成功收编为“大师”，可以摆进“文学的宫殿”里了。

　　戴着“大师”的光环，金庸先生离开了人间。但“大侠”与“大师”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平，相关争议将长期存在。

　　严肃文学为何非拉金庸入伙

　　不能同意严家炎先生的判断。

　　金庸始终将自己的小说创作视为“生意”，而非“文学革命”。与其说影响金庸创作的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市场需求。金庸本人恐怕从没想过“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至于“改造通俗文学”这么宏伟的工程，更非金庸一人所能承担。

　　金庸曾多次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金庸自己不愿站到严肃文学的队伍中，为何非要拉他入伙呢？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掩盖严肃文学的解释困境。

　　严肃文学之所以把持着文学史的书写权，在于它有一套成熟的解释体系，按它的标准，金庸小说根本不合格。用王朔的话说，就是：“80年代初，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首先，文本上不够成熟。金庸小说多是服务于报刊连载的急就章，语言欠洗练。

　　其次，结构随意。几乎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情节单线条平面发展，全靠偶然性驱动。正如王朔所说：“金庸的小说人物骨子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

　　其三，真实性不足。王朔对此批评道：“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

　　其四，人物性格简单，多是类型人物。

　　可问题是：金庸小说如此不堪，为何却有这么多读者喜欢？

　　文学的基础是读者，固然不能用读者多寡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可当时大陆所有作家加起来，出版量也无法与金庸一人相匹敌，则人们必然会追问：严肃文学的解释体系真的公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