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要花好几万元。在合肥的医院，她不止一次想“死在这儿算了”，“辜负孙女又浪费儿子的钱”。每想一次，就哭一次。

　　后来手术成功，身子还没养利索，她就到了毛坦厂镇。孙女即将高三，紧赶慢赶，她总算赶上了。

　　只是，孙女没能考上本科。老人说，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过错”。

　　脸上沟壑纵横的李玉不敢犯这个错。孙女今年高三了，她第一次离开住了70多年的家乡，翻山越岭来到毛坦厂镇。皖西地区山脉绵延，中巴车拐了几个弯她就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李玉说自己不想家。

　　她不清楚家离这儿到底有多远。这个老人只知道，“回家”意味着往返100多元的车票。她舍不得。在2元钱只能买到5个青椒的毛坦厂镇，一切有关钱的事，“都是大事”。

　　尽管从未亲眼见过，但她晓得儿子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工厂里大白天也开着灯，车间到处都是人。儿子的活儿多，又累又苦，还不敢请假。从月初忙到月末，才能换来她和孙女赖以为生的钞票。

　　“你能看到的，都是身体健康、能来陪读的老人。”李玉的邻居、一位陪读妈妈说：“我也想出去打工挣钱啊。在这儿陪读只出不进，我着急啊，但实在是没办法。”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里，共有28户陪读家长。其中，陪读奶奶占了近一半。四合院挨着学府路，因为地利颇受陪读家长的欢迎。院里吃水都靠水井，厨房和厕所各有1平方米。院子的空地，搭满了朝着各个方向的晾衣杆。

　　四合院的正东方向住着陪伴了8个孙辈读书的李认真。20年前，54岁的李认真在家乡开始了自己的陪读生涯，为孩子做饭洗衣一干就是20年。李认真说，自己大字不识一个，别的事儿也做不了，就这事还能做，“我见不得孩子累。”

　　因为晕车，她极少回老家。她有意隐瞒了白内障和高血压症状的严重程度，害怕儿子把她“撵”回去，不再让她陪读。她“家”的门口垒着木屑和废沙发的垫子，这些都是李认真闲暇时拾荒来的，为的是烧水能更快点，让孙子少等一会儿。

　　东北角则是高绪琴的“家”。她已经记不得在毛坦厂的14年里，自己搬过几次“家”了。不过，这次搬“家”她极其满意，四合院是平房，“不用爬楼梯了”。她的腿脚这几年变得异常肿大，脚脖子肿得像个桃子，老人要做生意，不愿意在供货商和客人前露怯，她套了两层秋裤，把变形的腿裹得严实。

　　14年前，她开始照顾在毛坦厂读书的大孙子。那时，毛坦厂中学还不是今日的“高考工厂”，学校只有如今的“一半儿大”，校外农田一片儿接着一片儿，50岁出头的高绪琴觉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骤然离开田地的她不愿憋在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干不了活，挣不了钱，还要花儿女的”。

　　女儿替这个不识字的老人盘下了粮油店，又教她算账、进货，学了几次她就亲自上阵，让女儿外出打工去了。

　　高绪琴说，陪读老人来到毛坦厂镇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女儿呢？谁不心疼钱呢？”

　　86岁的陪读奶奶赵真慧记得，自己是儿子陪着来的毛坦厂。房东瞅着老人直嘀咕：“你年纪这么大，出了事咋办啊？”

　　“我身体好得很，没问题！”她笑呵呵地回应。

　　一旁的儿子送完祖孙俩就准备回工厂了。站在狭小残破的出租屋，这个中年男人突然难受得不行。他忍不住对着一头白发的母亲说，太苦了，别遭这个罪，别陪读了。

　　86岁的母亲笑着安慰儿子：“不怕不怕，老家来陪读的亲戚朋友这么多，都可以照应我。你放心走就是。”

　　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迈进四合院边上那个没有门牌的粮油店前，胡宜霞过了“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太“闲”了，陪读这个活儿，比起昔日的农活和打工实在轻松得过了头。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再把孙女的衣服洗了便是。除此之外，她有大把空闲的时间。

　　搁在过去，她要一个人扛起几十斤重的种子和化肥，从田的这头撒到那头，或是顶着高温在大棚里工作一整天。

　　来到毛坦厂镇，一开始，她跑去服装厂帮人叠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来个小时，工钱三四十元。女儿发现后不让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给自己买件马甲，可繁华的毛毯厂镇怎么找也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店都是开给城里的陪读家长的。”她默默地说。

　　在陪读14年的高绪琴眼里，这座繁华的小镇里，高层小区和商铺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少。

　　李玉不识字，也不认路，因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门，买日用品只能靠孙女。她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常常一整天窝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打麻将？那是人家有钱人的事。”她摇摇头，“农民哪里打得起麻将。”

　　到后来，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着，很快掉了十几斤肉。匆匆赶来的大女儿把她送到医院，打了点滴，开了药。她问了问医药费，心疼。

　　从医院回来后，她开始和一些陪读妈妈聚在一起做十字绣。打毛线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托。只是，她总记不住针线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们”的帮助，才能编织出像样的毛鞋。

　　她一点点融入了这个圈子。“姑娘们”出去买米买面她也跟着，她们爱绣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绣，而李玉更爱5元钱两团、能装满一大袋的毛线。

　　起初，高绪琴的粮油店并没有听戏聊天这个“固定节目”。她习惯午后待在店里，拿出听戏机，放上一段庐剧，轻声跟着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识字，听戏算得上唯一的爱好了。

　　这段音乐吸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陪读老人。那时，她才注意到，毛坦厂的陪读家长里，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的银发老人。“他们都很少出门，没什么朋友亲戚，也没有什么消遣。”高绪琴说，“陪读老人无处可去。”

　　后来她上街，慢慢发现，老人其实并不难找，平房里、露天街边小店撑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读老人的身影。他们的身份很容易辨识——老人身上总系着围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陪读老人的作息跟着学校转。上课的时间，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听戏聊天，到了饭点，高绪琴会溜到屋里做饭，不着急离开的老人会自发帮她看店。

　　有老人在别处买了鸡蛋，担心缺斤少两，总要提着鸡蛋来店里，借用高绪琴的秤，再称上一称。

　　如果发现被商家占了一两元钱便宜，七八十岁的老人会“哎”地一声叫出来，抱怨上几句。

　　没人比高绪琴更能理解那一两元钱的意义了。粮油店刚开时，她为了多挣点，便增加了送米的业务，只要多给2元钱的跑腿费，这个花甲女人愿意把大米扛上楼房的高层。站不稳了，就死命用手卡住，不让大米掉下。

　　后来，她老了，外送的业务开不了了，她就在店里摆上黄豆、红豆、绿豆和海带豆皮，“现在讲究营养，这些东西买的人多。”坐在木凳上的高绪琴说。这家小店的收入每个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孙辈的开销。

　　陪读奶奶中，她是难得的有收入者。更多人，能仰仗的只有儿女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钱一个月一寄，有时几百元，有时1000元出头，房租只能从中掰碎了挤。四合院的房东很清楚老人的境况，她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这些陪读奶奶今天交三百，明天交五百的，好些天才凑够房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