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Self-Portrait with Monkey（《自画像与猴子》）到1940年的Self-portrait of a thorny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带刺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画像的构图一样，但画像中的关系与关系构件，已经不一样了。《带刺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再没有《自画像与猴子》那般的泰然，而是死亡与挣扎的象征。那只黑熊恐慌的眼睛，那只蜂鸟似结绳似解绳的姿态，无处可躲、无处可逃。不过，女主的镇静在画面上倒是鲜明的。这一镇静，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位女权主义的大义凛然。从1932年的Henry Ford Hospital （The Flying Bed）（《亨利福特医院或飞行的床》）到1935年A Few Little Pricks（《一点小小的刺激》），再到1939年The Earth Itself （My Nurse and I）（《地球自身或护士与我》，再到1943年Thinking about Death（《关于死亡的思考》）到1944年的The Broken Column（《破碎的管柱》）。卡罗把身体、欲望、挣扎、死亡，以及逃逸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之前1939年的The Two Fridas（《两个弗里达》）则将人格的分裂和人面对世界的无助，表现得惊悚万分。尤其是用一个卡罗的血去织染另一个卡罗裙子花朵的场景，也许只有像卡罗这样极具女权主义的女性画家，才有这般的大胆和诡异。

　　对于一位女权主义者来讲，生命的自由、性的自由、活着的自由，与男权社会抗争的自由，显然是女权主义一生的争取和实现。画家，以其墨西哥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元素，把神话、巫术，以及自然呈现的精怪，投入到自己的自画像里。有时，这些基因和元素是画家本人的背景，有时画家是这些基因和元素的背景，大多数，整个画面就是一个看似支离破碎实则统一的怪物！也就是说，画家的所有这些，都是画家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描述，以及女性身体经验里抽出来思考的具象与抽象。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位杰出的画家，卡罗生前身后有多种标签，譬如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但对于画家本人来讲，这些标签对她来说都没有意义。画家本人曾经无可奈何却又自豪地讲过一句话“I was born a bitch。 I was born a painter！”“画家”与“婊子”共处，对于冠冕堂皇的所谓主流社会，显然是不被认可的。但是对于卡罗来讲，画家与婊子集于一身正是她卡罗所追求的。艺术、身体和思想，对于卡罗来讲，她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尽管这大逆不道。但也许是这种反叛，卡罗才成为了二十世纪杰出的画家之一，也才有了画家去世以后多年，追卡罗的风尚从未减弱过。新近（2018年6月），在英国伦敦世界著名的“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艺术设计博物馆”，推出了“弗里达·卡罗作品及衣物展”。在欧美，以卡罗制作的芭比娃娃，有很佳的市场；以卡罗画像制作的扑克牌，成为桥牌比赛的正式用牌等等。卡罗有众多的粉丝，英国的首相特里莎·梅，就是卡罗的粉丝。梅姨首相所戴的手镯标识，就是卡罗的自画像。（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