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卡罗19岁自画像

　　1931年，在Frida Kahlo and Diego Rivera（《弗里达·卡罗与迭戈·里维拉》）里，一对情侣走进婚姻殿堂，本当兴高采烈。但是，女主一只手言不由衷地搭在男主手上，另一只手却有些紧张地拉紧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披风。显然，女主是恐慌的。哪怕他们的头顶上有一只和平鸽衔着祝福的话语。我猜想，那一定是祝福的话语。

　　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墨西哥与美国边界上的自画像》1932,中图）。这是一幅极具政治倾向的自画像。画家把她祖国墨西哥古老的文化与文明和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一股脑地混杂并列在一起。一边是画家自己文明的天空，虽说神秘但却清朗，而另一面的美国，则在现代工业的浓烟中使得美国的国旗被污染。在这两种文明、两个国家的中间站立着画家本人，端庄又雍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画家的自画像里，除了画家1926年的第一幅自画像外，没有任何一幅自画像有这般的明丽（除背景）。而正是这般的端庄、雍容和明丽，使得这幅的多元指向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女主站立的边境线上，手持墨西哥国旗以及身眼的注意指向在墨西哥一边，表明画家的国族主义和对祖国古老文明的留恋。逆袭的是，在女主站立的界碑上，竟通有来自美国的电线。这一细节，异常的隐晦却也异常的明白。其象征主义的色彩，从此在画家的世界观与艺术观里建立：留恋与向往，反抗与皈依，挣扎与逃逸。事实上，这一纠结与纠缠直到画家的生命终结。在一本本的英文卡罗传记里，我们知道卡罗留给这个世界和后人的是这么一句话：

　　“I hope the leaving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中文大意：我希望我离开时是快乐的，我希望我永远不要返回。）

　　Self-Portrait with Necklace（《戴颈链的自画像》1933）是画家的一幅标准像。一字眉，上嘴唇有髭毛，乌黑闪光发髻，石头或某种果实穿成的颈链。还有就是画家蔑视一切的眼神。此时的画家才24岁。无论怎么观察，画家此时的心境都应当是很自足的。但是这幅自画像告诉我们的显然不是自足，而是对世界的怀疑。到了1938年画家与猴子的合影时（Self-Portrait with Monkey），除了怀疑，还有手足无措，以及惊恐。这时的画家，面对风流成性的里维拉，旧病复发且变本加厉，尤其卡罗得知丈夫与自己的胞妹私情后，自己的身体继童年的残障、后来的车祸，以及怀孕、流产、永远没有生育之后又经受了新一轮身心打击。卡罗的自画像告别了她之前的美好，也与其他的自画像区分开来，从此与焦虑、挣扎、痛苦、死亡等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