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书《南关厢》110×250cm

　　陈浩的“狂逸”之说，也正是从儒家鼻祖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撑和佐证。事实上，陈浩之狂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形之于外，他的狂是从骨子里生成并潜移默化出来的——他做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是极强的，不光在艺术上坚守信念，即使在公务中也是敢说敢为，坚持原则，这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传统文人的风骨，也可以解释为是一种正直耿介的天性——否则，他就不可能冒着风险用自己的微薄权力去抵制位高权重者的强权；否则，他也不会面对持刀抢劫歹徒，挺身而出，浴血中巴。陈浩这种不肯屈从不肯媚上的性格，难道不是一种阴柔之狂吗？而表现在书法艺术上，陈浩之狂反倒显得更加张扬更加恣肆，毕竟书家从来就是“纸上帝王”。

　　当其饱蘸浓墨，放笔直取，他的身心是无拘无束的，他的思维是自由飞翔的，他内心的情感通过心与手的交映，宣泄在尺幅绢素之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诸多狂劲儿十足的草书和大字榜书，若“崩云”、若“心路历程”、若“遗世独立”、若“呐喊无声”，尤其是新近创作的《登长城诗二首》十五米草书长卷，笔力雄强，气势如虹，若江河奔涌，一泻千里。如此狂肆奔放之作，在陈浩以往的书法作品中是从未见过的。我并不讳言对这件书法力作的偏爱，甚至不惜甘冒被讥以诗圣自重的“狂名”，要借用杜甫的诗句来表达这种偏爱之情——“惟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诗见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蔡邕《笔论》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是对书法家临池作书时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同时，也可视为对艺术家散怀恣性的狂态的真实写照。我虽然没有目睹过陈浩书写狂草或大字榜书时的情态，但透过其书作，依稀可见他“解衣磅礴”、狂肆无忌的“忘情之态”。而他在讴歌徐青藤的七绝中所写的“尽将笔墨写清狂”的诗句，或许亦可视为是陈浩仁兄的“夫子自道”。

　　当然，书艺之狂，不只意味着对固有模式的大胆突破和超越，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性地利用固有模式（或曰传统规范）为自己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来服务。那种一讲到“狂”，就以为是随心所欲，胡涂乱抹，置所有传统规范于不顾，一味的“粗野霸气”，以致丧失书法的艺术美感，那只能说是对“狂”字的误读和曲解。陈浩对此是极为清醒的。他深知书法之狂绝不是为狂而狂，更不是装疯卖傻，佯狂欺世，而只是“欲书先散怀抱”的必要阶段。书家欲散怀抱，先要给自己的身心松绑，使周身的艺术细胞迅速升温，直至达到极度兴奋的境界，方能下笔如有神。同时，狂也不等于没有分寸感，正如孔子所说，只可“狂也肆”，不可“狂也荡”，因为一旦“狂荡”起来局面就完全无法收拾了。

　　陈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中和之境”，单靠这股子狂劲儿终究是不行的，还必须与其他艺术要素相辅相成。陈浩幼承家学，尊重传统，遍临各家法帖碑版，从浩如烟海的书法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这足以使他拥有了狂的资本，正所谓“不狂也狂有得狂”；他无论作书还是治印，都把艺术美感视为第一要务，厌恶鄙俗厌恶粗野厌恶丑陋，这使他具备有了审美的定力，足以划清“狂肆”与“狂荡”的界限；他还特别讲究艺术的精致化和书卷气，这使他的书法艺术得以“雄秀交融”，“狂而不野”，形成其独特的“狂逸相济”的鲜明书风。

　　在这里，“逸”字的作用显然是与“狂”字同等重要，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