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 颜真卿

　　宋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苏轼所说的颜鲁公就是唐代书法巨匠颜真卿。

　　对于书坛来说，2019年无疑是“颜真卿年”。2019年1月，由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主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开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书法爱好者的目光。展览还没开幕就已经上了好几次热搜，只因为其中的一件展品——“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一场震动书坛的大展

　　如果单纯是一次书法界的展览，还并不会引起圈外公众的关注，但围绕展览中的核心展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祭侄文稿》究竟是否该“飘洋过海”借出海外巡展等话题，似乎让“颜真卿”成了社会焦点。在展览期间，国人专程赴日看展的多达数万人。

　　颜真卿所生活的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作为唐代书法杰出代表的颜真卿自然早已为日本人所知悉。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书法史在源头处本来是合一的，但隋唐之后两国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就王羲之和颜真卿两位中国书法源头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言，他们对唐以后两国书法史都可谓树立了典范。无论是中国的“宋四家”还是日本的“三笔三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两位宗师级人物的影响，以至于传播甚广的《中国书道史》的作者、日本书法史家神田喜一郎，把王羲之和颜真卿并称为中国书法的“两大潮流”。

　　整个展览汇聚了177件中国和日本的书画珍品，除了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书法代表作，宋四家“苏黄米蔡”全都聚齐，八十年来以为早已毁于战火的北宋《五马图》第一次惊现，还有为真伪辩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天下第一草书”《自叙帖》。这次特展，是《祭侄文稿》第一次来日本。半年多以前，日本人已经公布了这件展品将要参展。作品的局部被放大，印在展览海报最显眼的位置上，下面清晰地标明了借展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177件展品按照历史朝代演进的顺序，分为六个篇章陈列。一共两个展场，占据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整个平成馆的二层空间，每个展场中展出三个篇章。介绍了中国书法从篆书、隶书到楷书的变迁，然后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书法，以及颜真卿的书法。

　　第一展场以《祭侄文稿》做终结，穿过平成馆的中央楼梯厅再进入第二展场的陈列。这一部分包括唐代书法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宋人对颜真卿的评价、颜真卿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整个展览梳理了中国书法史，画出了一条理解颜真卿历史文化地位的清晰脉络。唐人崇尚王羲之，对颜真卿的重视不如后世。颜真卿地位的上升自宋人始。日本人把这次展览直接命名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可见其深受宋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眼中，颜真卿有着与王羲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地位。

　　整个特展里，除了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外，禁止普通观众对作品进行拍照。现场的管制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到了严厉的地步，一旦有人拿出手机，展场中的工作人员便会走上前来制止拍照，或引导去一侧的角落位置使用手机。展品都封存在玻璃展柜中进行展览，部分重要作品的高清放大翻印图被挂在原作旁边。所有的解说版上都配有日英中韩四国语言的解说词。展方更为多个书法家有心地设计了可爱的人物肖像配在解说板上。

　　除去《祭侄文稿》，展览共展出颜真卿作品26组，以及同时代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的代表作。还有宋、元、明、清以及日本受颜真卿影响的后世书家名作。展品中有从台北故宫长途跋涉而来的怀素和尚《自叙帖》，还有褚遂良《孟法师碑唐拓孤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等多件来自日本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展览主办方东京国立博物馆更是拿出了多件“压箱底的宝贝”——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以及近八十年来众人都以为在二战中被毁的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