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斯特看来，经济学家的角色并非如斯密那样，谦虚地面对可以理解但不能控制的社会过程，而是有信心为国家积极的行为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驳的主要经济学谬误就是重商主义。与斯密推崇自由贸易相反，大多数重商主义者要求国家管理贸易，特别要以实现贸易顺差为目标。他们认为，国家会因此变得富裕，并获得更强大的国力和更多荣耀。

　　自《国富论》发表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地区发展这些支持市场的论点。与此同时，另一派的重商主义思想也在美国和德国出现。关于他们思想的总体主旨，最全面的陈述来自德国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与其英国的前辈一样，李斯特专注于发展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李斯特的研究有时也与德国历史学派相关，因为他的中心思想是，适合于某个具体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决于该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学理论依赖于历史，李斯特契合了德国的历史主义者，而主张自由贸易有时候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李斯特又沿袭了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传统。

　　在19世纪中期，即李斯特撰写其著作时，组成德国的多个政治实体高度分散，这种性质导致政治实体之间的一些关税限制了国内贸易。加上进口关税很低甚至不存在，德国各州成了外国卖家（尤其是英国）利润丰厚的市场。由于外国商品在经济中占据了较大份额，德国各州都希望以某种方式重建民族产业和民族认同。李斯特的研究恰到好处地融入了这样的历史环境。

　　李斯特认为，经济发展最好被理解为逐渐成熟的系列阶段，从“原始经济”到“游牧经济”，到“农业经济”，到“农业-制造业经济”，再到“农业-制造业-商业经济”。具体而言，李斯特声称，国家可以利用自由贸易从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但是要达到最后的阶段，虽然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可取的，但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其核心的理论前提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自由贸易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可取。当一个国家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后，它向处于较早阶段的国家出口廉价工业成品的能力会阻碍这些国家自身制造业的发展，阻止这些欠发达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国家应该采取保护主义战略，特别是现在所谓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以确保国内产业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而不受廉价进口产品的竞争。

　　李斯特为其版本的重商主义引入的一个要素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是与经济发展利害相关的一部分。他将国家建构作为他理论立场的核心。幼稚产业论点的主要担心就是自由贸易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它无法控制的力量。当世界价格和自由贸易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时，各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力是否会演变，以及如何演变，从而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命运。

　　李斯特框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李斯特显然相信，快速且尽早地工业化是可取的，即使这意味着国民福利暂时恶化。第二，该框架的重点是国家，以国家作为分析的单位。李斯特的方法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开始，追问要增强国家的工业实力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这可以避免追问他所推荐的政策是否真正有利于大多数人或许多人的利益。如果确实有什么地方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最后，李斯特的方法明显是“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政策的前身，这种政策主导了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发展经济学。

　　在李斯特看来，经济学家的角色并非如斯密那样，谦虚地面对可以理解但不能控制的社会过程，而是有信心为国家积极的行为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可以扮演工程师兼救世主的角色。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苏联模式和发展经济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