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吴家是四口之家，却有三人残疾。母亲罗世菊今年38岁，智力和肢体都有残疾，说不出话，也站不起来，平时只能跨坐在长凳上用手拖凳子划着“走”。儿子吴文建今年16岁，女儿吴丹丹14岁，都遗传了母亲的病。

　　家中唯一的健全者是父亲吴长生。这个黑瘦又沉默的农民快40岁才娶了邻村的罗世菊，他今年已56岁。2002年，儿子的降生让他欢喜了好一阵，但没多久他发现儿子的腿有些畸形，教他说话，“只会呜哇乱叫”。看了医生，吴文建被打上“二级残疾”的标签。

　　父亲以为是奶水的问题，把希望寄托于第二个孩子。喂养吴丹丹的过程中，他特意把母乳换成奶粉，悲剧却未能避免。家里的残疾人从1个变成3个，吴长生觉得天塌了。他要务农养家，还要照顾妻子，孩子只能被送到外婆家。

　　邓林明和吴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在2014年正巧碰见两个娃娃被外婆背回新泉村。“他们残疾，我也残疾。”他开始留意这家人。有次，他去村里卫生站给老伴配药，听医生说经常看到哥哥带妹妹坐轮椅到学校听墙根，“教室在一楼，但地势高得很，他们上不去，估计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听到个把句……”

　　他专门去了一趟吴家，问兄妹俩想不想读书。孩子呜哇说了半天，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便递过纸笔说，“想就画勾，不想就画叉”。“让你们上学，要不要得？”兄妹俩立刻在纸上画下大大的勾。“去割猪草、喂鸭子，要不要得？”画的是叉。

　　很长一段时间里，邓林明都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在上世纪中叶，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他经过层层筛选念完小学和初中，考入江北第一中学。像他一样的，全公社只4人。但饥荒导致学校停课，他没能读完高中。回到大队后，他先当了统计员，半年后被同仁小学（现重庆市渝北区华蓥山小学）看中。1963年，他成为代课老师，教了3年书。知青返城后，学校缺老师，大队书记再次找上他。一教又是7年。他主教数学，也教语文和政治。1986年，他进城打工了。

　　镇上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包括华蓥山小学的老师们。他开始张罗兄妹上学的事。学校同意接收，但考虑到两个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也无法跟同学正常交流，要求家长陪读。吴长生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表示无能为力。邓林明请缨陪读，被校领导劝住：“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出了事，谁负得起责任？”

　　邓林明不肯放弃，他对吴长生说：“我教过书，只要你信得过，不嫌我年老，我上门教，不收你一分钱。”两户人家中间有条弯曲小路，因为坑洼不平、坡度大，两家人原本不走，但送教之后，除了雨天，邓林明几乎天天走。1公里的弯路，他要拄拐走40分钟。

　　“万一半路摔倒可怎么办？”老伴天天在耳边念叨。自2013年，邓林明几乎每年都因心脏问题住院。他生怕儿女反对，一直隐瞒，却免不了老伴“告状”。他乐呵呵给家人做思想工作：“我是老了，但我能做、我愿意做的，你们都应该支持。这是我的乐趣。”儿女们犟不过，只能依他。

　　乡亲们看在眼里，个别心直口快的会当面泼冷水：“那种人已经没得用了，你再怎么培养都跟喂猪没两样。”邓林明听了又急又气：“接受义务教育是我们国家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

　　实际上，就连吴长生最初也有些犹豫。邓林明头回上门就一眼看出他的顾虑：“他怕我死在他屋里，我的后人要他负责。”老人当时干脆把话说开：“不要担心安全问题。如果我觉得不好了，我坐车子走。你帮我打120，你不打我会自己打。不相信的话，我写个条子盖个章。”吴长生没话说了。

　　做人

　　从那以后，邓林明每天吃过早饭就去吴家上课，上午讲2小时，下午讲4小时，中午常常不回家。

　　但吴家的饭菜老是煮不熟，他不敢多吃，就带2包芝麻糊打发。最近，他会去附近地里掐些南瓜尖。村民大都慷慨，偶有人介意时，邓林明解释：“你放心，我种过南瓜，有套技术。掐完反而会多结南瓜、结大南瓜。”他说自己厨艺一般，“只能保证把菜弄熟”。每次他做菜，吴家人都吃得格外香。

　　第一节课，与其说上课，不如说是做游戏。邓林明抓了一把苞谷放在凳子上，数3颗，写一个3；再数3颗，写一个6。他和兄妹俩约定，听不懂就摆手，累了就把手侧放在脸上做睡觉状。三人渐渐有了默契。

　　上课需要书本和教学用具，吴家买不起，邓林明便自己想办法。没有粉笔，他就去学校垃圾堆里找粉笔头；没有黑板，他就在门前水泥地上写。书则从废品收购站淘来，原价二三十元的旧课本一斤只要五毛钱，他觉得很划算。后来，他把情况向村委会汇报，向镇残联申请学习用品，很快，书本、黑板、粉笔等学习用品被送来。

　　识字课先从拼音教起。为了便于理解，邓林明拿各种东西比划，教“b”就捡块玻璃，教“i”便扯扯衣角。“听不懂就再说一遍，还是不懂就多说几遍。”邓林明记得，等26个字母全部教完，已经一年过去。

　　罗世菊偶尔会凑过来旁听，但有时嫌上课吵，故意把电视机开得震天响。吴家的电视只有两个台，人影模糊，她可以看一整天。每逢罗世菊心情不佳，邓林明只能“转移阵地”，让孩子们坐轮椅“走”40分钟，自己走40分钟，到公路边的卢道春家碰头。

　　他从不批评孩子。看娃娃字写得好，他不仅口头表扬，还会奖励1元钱，隔段时间发放20元“大奖”。孩子免不了犯错误，他都是从侧面提醒。有次，他发现吴文建拿了别人的东西，很认真地说：“我听说有的小孩看人家来鱼塘钓鱼，就去车子后备厢里拿人家矿泉水，那种行为要不得，你绝对不能做那种事。”刚会写字的时候，吴文建觉得名字里的“建”太难写，就写“见”字代替。邓林明不准他偷懒：“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遇到困难不能逃避。”在他看来，教文化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做人道理。

　　他常把市残联的旧杂志背回茨竹。孩子不认识的字，他先用拼音标好，然后一字一句读：“现在全国有8500多万的残疾人，比我们困难的还有很多很多。国家非常关心我们，但我们不能光是享受福利待遇，要晓得感恩社会……”

　　他的书包里还塞了大大小小的纸片，都是些废旧病例、药盒、宣传单，空白处写了许多字。他教孩子们抄写——“先做人，后做事，专心做事，做好事。”“读书才能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才能改变贫困面貌。”

　　邓林明的努力没有白费。吴文建起初只会写1、2、3，连“爸爸”“妈妈”也不会说，现在能算两位数的加减法和乘法，认得500多个汉字，还能背八九首唐诗。吴丹丹进步稍慢些，哥哥正在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妹妹。

　　记者请吴文建背一首自己最喜欢的唐诗，男孩憋了半天。当着陌生人的面，他非常紧张，咿咿呀呀，声音很小。门前的鸭子嘎嘎地叫，让人听不清。邓林明鼓励他“声音大一点”，并嘱咐记者“仔细听”。男孩梗起脖子，用力地吐每个字。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是杜牧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