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不仅要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还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双重统筹的良性互动，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逆势出击，主动谋划，维护和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发展，清醒辨别和及时把握发展新机遇，顺势而为，构建优势，努力实现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

　　随着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全球范围内进入了协调疫情防控与启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各国政府来说，这是共同面对的新挑战，因为疫情防控需要降低流动性、聚集性，将生命健康放在首位，而经济社会发展又要保持乃至提升流动性和聚集性，为生命健康提供保障，二者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化解这个矛盾，不仅需要各国内部加强治理的协调统筹，夯实发展基础，培育新的增长点，打造更有力的增长极，更需要创新思路，推动区域层面、全球层面的新型治理合作，为各国共同发展、共克时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对中国来说，这个挑战还增加了新的维度，即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的外部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并局部恶化，这直接影响着国内诸多系统的运行。因此，不仅要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还要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双重统筹的良性互动，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逆势出击，主动谋划，维护和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发展，清醒辨别和及时把握发展新机遇，顺势而为，构建优势，努力实现内外部关系的新平衡。

　　首先，在“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中，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倡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安全条件。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去全球化”的领唱，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企图逆转经济全球化行进的方向，颠覆发展的路径，破坏全球健康安全治理机制，将中国隔离出去、孤立起来，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以形成新的全球力量分布格局。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坚持捍卫经济全球化已经取得的包括全球生产链、治理制度机制等在内的各项成果，积极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着眼长远，努力控制好一时一事的消极影响，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的“甩锅”行为、“脱钩”措施以及西方媒体的抹黑行为。

　　其次，利用我国市场广阔、空间多样、回旋余地大的优势，推动国内均衡发展的战略转移，提高发展韧性。我国目前的发展格局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机制，但也造成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利用的局部不均衡。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需要加强国内市场、资源更有效的动员利用，以国内的均衡发展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央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就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彻到补齐发展短板实践中，提升发展质量，加大力度推动地区、城乡、不同人群之间的均衡发展。通过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措施，将资源、政策等要素投入到更需要快速发展的局部，努力实现整体的均衡发展。进一步做强“长板”，发挥其引导带动作用。要更有创造性地利用自身优势，推动新业态的产生，构建发展的新动能，形成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对冲外部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在更多的发展领域争取更大的自主性、主动性。

　　再次，继续推动自贸区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内辐射与对外辐射相结合的优势，实现其“经济增长极”与“制度创新极”双重功能。2013年，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挂牌设立。经过6年5批次的发展，全国范围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达到18个，覆盖了沿海省份、多个沿边省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关门搞建设，而是要为更全方位的开放夯实基础，为建设更开放的国际环境争取时间。自贸区就承担着扩大开放、引领开放，对接国内外循环的职责。相比之前依托城市或地区形成的“增长极”，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分布范围广、辐射范围大、资源聚集力强、功能定位明确等突出特征，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多极支撑、多元拉动的局面。通过分布在沿边、沿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发展也有了明确的连接点和有力的支撑点，中国的发展能够更通畅直接地拉动、辐射周边区域乃至更大区域。

　　最后，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战略信心，将战略机遇期有效转化为发展时机。当前，悲观情绪弥漫，冲突性、挑衅性言论迭出，各种观点、判断纷杂，非常不利于为世界和平、发展、安全创造舆论环境、心态环境以及认知环境。“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已经成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要坚定地捍卫这项事业，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舆论中引导、构建议程，团结进步力量，争取道义制高点；在国内发展上要凝神聚力，激发各种积极因素，凝聚全社会各群体共克时艰、长期斗争的共识；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清醒辨识、及时把握转瞬即逝的发展窗口，充分利用已经积累的综合优势和制度优势，将优势转变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胜势、动荡时代的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