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谢家麟把仅剩的一点点精力都留给了“粒子加速器”。他坚持看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85岁时还向学生推荐《自然》杂志上最新的文章；迈过90岁的门槛，他每周一仍拄着拐杖，去中科院高能所“问问所里最新的科研进展”；就在上个月底，96岁的他还参加了所里的院士座谈会，用略快的语速畅谈着“高能所的未来”。

　　一切都和过去60年没什么两样。

　　只是，如今，在玉泉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2月20日上午8时12分，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谢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吊唁的人排了百米长队，有人说那天“来了四五百人”。在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发来的唁电里，人们回顾这位科学家“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他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桩桩件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一直和“加速器”“绑”在一起。“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高能所副所长的张闯说。

　　不过生前，当聊起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时，谢家麟是这么总结的：“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6年前的一天，谢家麟在自家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接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来访的同事。当时对方正为他准备申报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的材料，很多证书都需要找到原件。

　　结果，谢家麟颤颤巍巍地从房里抱出一摞废报纸。

　　整个下午，在那堆“废报纸”中，两人一会儿抽出一张戳着部委章子的奖状，一会儿又翻出鎏金大字写就的“国家级”硬壳证书，可左找右找，也不见那张标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书。

　　那一年，谢家麟90岁。他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他搞不清证书放在哪儿。记者采访时，他偶尔会露出“茫然”的表情；同事和他回忆过去的科研岁月，他“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这个“什么都不怕”的物理学家在195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回来就遇上“最糟糕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无所有”再加“一无所知”。加速器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基本是“要啥没啥”，试验人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不少人连加速器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

　　“从种麦子开始！”谢家麟自问自答，扯着嗓子喊出这句口号。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顺便还给“同事”挨个补习“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等课程。

　　谢家麟说，他“有自己动手的习惯”。那年头，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做饭休息，可做饭还要烧煤，大家都赶不及。谢家麟就把闹钟和小电机连成一个新机械，到点了自动打开煤炉。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李广林还记得昔日“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厂研究试验器材，戴着黑框大眼镜的谢家麟把中山装一脱，衬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学生搬运大件儿的队伍，“一点儿领导架子都没有”。

　　这和李广林印象中“大科学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谢家麟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上百万元的子项目，他组织讨论后，当着众人面宣布采用新同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