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有娣

　　人物背景：杨有娣，文山州地方公路管理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先后20多次被上级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个人；2005年荣获云南省交通系统第十五届劳动模范称号； 2015年被文山州人民政府授予“文山州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1年9月，我考上了云南省交通学校的“公路与桥梁专业”，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畴县交通局。

　　我到西畴县交通局报到上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西畴到铁厂这条公路的竣工报告。

　　这条公路长达50公里，每天都要实地丈量公路，要徒步行走，从当年的8月开始，到10月结束，我硬是用双脚把这50公里公路给丈量出来。

　　紧接着，我被调到扩建铁厂到董干这条线上，这是一条战备公路，我负责管理其中的6公里，放炮时烟尘滚滚，我就躲在岩脚下，一下雨土路变成稀泥巴路，深一脚浅一脚，行走艰难。白天都在走路，不停地走，夜晚没住的地方，就借宿老乡家，工地上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帮我们煮饭的炊事员。

　　半年后这条公路扩建完工了，我又到了修筑茨竹坝——八布这条公路上去，这是一条新路，有30多公里，线路被选择经过原始森林，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工作物资无路可运，我们在西畴买了9匹马，用来驮运行李到工地，工地没有人烟，我们只能搭工棚住宿。煮好饭，没有装菜的餐具，就把洗脚盆清洗后用来做菜盆。

　　在这里，我一干就至少要半年才能回文山一次，还得走路，因为没有车。

　　有时到工地工作时间晚了，回不到驻地，我们就借宿民工的工棚，工棚简陋不说，是大通铺，所有人如插秧似的挤在一起睡。

　　像这样的情况，在那条路线建设过程中，我经历了4次。

　　今天的年轻人，喜欢用网络语言，比如说把“痛哭”叫做“泪崩”，我刚工作那些年“崩”过好几次。今天的年轻人，两人恋爱了，别说通讯联系，就是想见面也方便得很。我们那时候，别说见面，别说打电话那个艰难，就是写信，也要好几天对方才能收到，那个时代，两个恋人之间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写信。

　　我工作以后，有一次在文山参加一个婚宴，认识了一个叫阮勇林的小伙子，后来他成了我的男朋友，又成为我的老公。

　　在那段施工的时间里，因为没有交通和通讯的起码条件，我们断了联系，双方既没有通过信，更没有打过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情况。

　　大概是1986年的10月，有一天他听说西畴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姑娘死了，他怀疑是我，到处打听不到我的确切消息，于是坐车坐到麻栗坡，下车后一路打听我们的施工地点，翻山越岭10多公里来找我。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天要黑了，我们干完活正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向工棚走去，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进入我的视线：“天啊，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

　　阮勇林告诉我，他听说我在西畴出车祸，放心不下，就一定要来工地，一定要找着我。

　　事先毫无征兆，我不敢相信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会出现这个人，当我确认是他以后，抱着他就哭了起来，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接着，他成为了我的老公。

　　我的这位老公，我和我的女儿都非常感激他，他是一个任劳任怨家庭责任感极强的男人。

　　他一直在文山工作，我们的家在文山，女儿1岁时我从西畴调回文山，组织关心我、照顾我，把我调到州交通局工作。

　　我出差仍然很多，经常不着家，有一天夜里，老公突然肾绞痛，必须上医院急诊，他不放心小娃娃独自搁在家里，就把姑娘背在背上，弓着腰，忍着剧痛到医院，我出差回来后，是看大门值夜班的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很难过，问他，他说：“告诉你也没用，我疼得厉害要上医院，姑娘太小，让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只好背着她去看我的病。”

　　2005年11月，部队来找我们，要求我们帮他们测量设计3条建设等级为四级的边境巡逻新公路，一条在麻栗坡，两条在马关。

　　这条路沿线丛林密布，有凶恶的蚂蟥、毒蛇、毒蚊子，生活也是极端不便，最危险的是，还有战争遗留的雷区。

　　女儿当时读高一，她要我别去了，说：“妈妈你不去行不行？万一有事我和爸爸怎么办？”我笑笑说，“你妈就干这个工作，不去行吗？再说，我不去换别人去也有危险啊。”

　　我工作这32年，曾经辛劳无比，全州的行政村我跑过绝大多数，全州的乡镇、村委会、村民小组我都跑过。

　　尤其2000年至2006年这几年，工作太饱满，每天上班都是早到晚不走，连上厕所都会忘记，当时也有想法，“但又想到30多年前，那些战士为了国家，连生命都献出了，我这点辛苦又算什么？”

　　目前全州的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突破两万公里，在文山的乡村畅行无阻，想到这里面，也有我的汗水和贡献，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文山交通人，值了。（陈昌云 黄榆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