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儿童院里度童年

　　谈到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刘霞就充满了感情。这个1933年由苏联建立的、用于保护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后代的儿童院，在二战期间曾庇护过300多个孩子。70年光阴荏苒，但儿童院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可爱可亲的小伙伴们，仍深深留在这位老者的记忆深处。

　　“我一开始是在莫斯科的国际托儿所，随着战争爆发，1941年，苏联将我们安全转移到国际儿童院。那年，我才两三岁。”刘霞回忆道。

　　相比小班同学的年幼懵懂，大班同学则已经以一己之力支援战斗。比如刘爱琴被吸收进入了红军后备军，参加夜间巡逻。而被德军关进集中营的朱敏，也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敌人，她和几个女孩子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最后她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后来从德军前线退回不少不合格的子弹，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粗嗓子念出国家大事

　　战争终于过去了。1950年，解放后的新中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凡在18岁以下的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刘霞等人由此告别“第二故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我回国那年十一二岁，跟所有归国的学员一样，不会说汉语。”后来，中国政府专门为这些“伊万诺沃人”开设汉语培训班，才让刘霞重拾祖国的语言。

　　1954年，国家决定组织对苏广播，俄语就像母语的刘霞一下就被选上了。她先后在原广播事业局俄语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担任播音员，并工作直至退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任俄语广播员。

　　当记者让这位有着30多年俄语广播经验的元老回忆一下她工作的那些岁月时，刘霞回答得特别简单朴实：“一开始他们觉得我的嗓子粗，不适合当播音员，但后来发现我中气很足，条件还算行。那些年，国家大事这类稿子，都是从我嘴里走的。”

　　回国后的另一个难题是寻找自己的父母。刘霞至今对国际托儿所的一位苏联老太太心存感激：“老太太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将来要找父母，就事先把每个孩子和父母的合影拍下来，印成两份，一份胶片交给父母，一份留在我们这儿。我和弟弟找到母亲后，从床下的大箱子里取出照片一比对，没错！这就是妈妈！”

　　如今，退休的刘霞仍在为促进中俄关系忙碌，她通过自己的俄语译作，将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梦等学术专著介绍到俄罗斯。“我跟儿童院的朋友们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一年要聚上四五次”，她说，“每年，儿童院中80多个国家的伙伴们也会聚首，我们又会唱起孩提时熟悉的苏联歌谣。”　（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