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校书和辑佚的实践，令我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了全然不同往昔的认识，然我对老师加以训练的深意，是在完成了文献整理过程后才逐渐理解的。我和老师的基础专业都是历史学，“问题意识”一直是我们讨论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话题。“虚心静虑，依傍文义，推寻句脉”的读书法，还只是发现史料的前提之一，如何辨别文献的不同层次，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何以去伪存真，何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对于一件史事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资料爬梳，发现问题后紧追不舍，直至形成自己的见解，凡此种种，都是老师对我进行学徒训练的内容。前几年，老师应邀为中华书局百年社庆题词，几经斟酌，写下了“养考索之功，抒独断之学”十个字，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老师学术实践的基本精神。

　　经过这些入门训练，我在硕士论文中对明清学者编纂疏失的辩证，对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祛疑，都做了实在的研究，还梳理了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史事文献，凡此皆属于透过文献的表面，发现字纸背后“故事”的努力。多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略有所事，这些早期经受的学徒式训练功不可没。

　　老师退休之时，正值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曾引起不少人的迷茫。当时曾不止一次有人请老师出面，承担一些畅销读物的主编之类，然都被老师婉言拒绝了。每次去看望老师，他几乎都是在书桌边读书，手边一部《宋史》，页眉上多有红、蓝两色的批注。古人以“为己”和“为人”来区分不同的读书求知境界，“为己”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彰显了内在的精神世界，“为人”则追求功利时风，不外与金钱名誉相关。数十年间，老师坚持有所不为的定力，不正是源自内在的学术追求么？

　　老师待人亲切而谦恭，往往透露着对于学术前辈的敬重，言及稔熟的朋友，亦必称以先生。讨论学术问题时，态度温和，从不恃势凌人，多以“也许”“或者”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若说“似可作讨论”的话，就是委婉地表达否定看法了。温润如玉的长者风度，令初见者不由心生敬意。老师曾批评过我写文章或有措辞尖锐而显得气短，而当我遇到因学术见解分歧而致的揶揄嘲讽，老师又会提醒我保持气度，冷静对待，与其愤而还击，不若一笑置之。老师经常告诫我，若能真正坚持所追求的学术理想，则一时一事之是非高下，实属不足挂齿之事。

　　裴汝诚（1931—201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宋史研究暨唐宋文献整理专家。曾两度任廿四史整理工作之《宋史》校点整理工作负责人，主持并作为主要成员参加整理的大型古籍文献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忠肃集》及《王安石年谱三种》等，著有《半粟集》《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合作）等著作。（戴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