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所以日记一直提醒您不要忘记这些时刻。

　　席慕蓉：日记也是我的朋友。

　　因为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母亲到处走，因为战争，我们辗转四川、南京、上海，每个学校都只念一两年。到香港的时候我不会说广东话，进去也找不到朋友，好不容易用五年学会了香港话，又到了台湾。

　　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插班生，人家已经读初二了我才来，功课跟不上是一回事，交不到朋友啊。那是少年时候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我当时以为是自己有什么缺点吧，所以交不到朋友。那个时候不懂，其实别人不是不喜欢你，而是不需要新朋友了。

　　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不会和父母倾诉。有了日记本以后，我就说给日记本听，日记变成了我的朋友。而写日记的时候是跟日记说话。再大一点我还写了诗，2012年我还把自己第一首写在日记本上的诗影印了，很乱七八糟的一首诗，给大家看。

　　问：这些日记本能保存到“老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

　　席慕蓉：因为是我的朋友嘛。小时候的几本日记都好好地留着，多亏了我的母亲。我两个姐姐比我先出国。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个小藤篮，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丢的东西，妈妈帮我们收起来。我姐姐是声乐家，她留下了一些乐谱和录音带，我二姐留的是日记，我出国前把几个日记本留在了小提篮里，回来妈妈完好地还给了我。我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想帮我们留东西，因为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初中那堂课种下了寻根的开端

　　问：看到您1959年写的第二则日记里面，有一句话是“我的终生之忧已获解脱”。怎么理解“终身之忧”呢？

　　席慕蓉：年轻时候的日记还真是我书写的见证人。那时我的词汇很少，我想“终生之忧”就是我当时的困惑吧。人跟人之间单独相处很容易变成好朋友，但是一个文化在跟另一个文化的群体相处的时候，却可能会有得自教育里面的偏见和成见。这成了我当时的“终生之忧”。

　　我以前一直不觉得跟汉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跟我的朋友都处得很好。直到初中二年级的地理课，老师伤了我的心。那堂课上，老师只是出于好玩，为了提振我们听课的情绪，开玩笑一般把一个游牧文化解释成非常偏见的说法。

　　那天我全班同学都回头，大笑——“有个蒙古人坐后面”。同学和老师他们只是觉得那是好玩的事情，可对我来说并不好玩。所以我回来在日记上写了这件事。我在家庭里面所受到的教育，和我在课堂上所受到的教育对这个文化的解释天差地别。我想也许“终生之忧”在这里吧。

　　不止是我，后来我问过很多和我一样在台湾的来自内蒙古的同学，他们也一样在地理课堂上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我猜测，可能是这些地理老师在大学的时候都上过同一门课，课上有老师开了这样的玩笑。一个老师可以影响到那么多班的学生，那么多班出来的老师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年代的教育。而那位老师绝对没有去过蒙古高原，绝对没有研究过游牧文化，他是道听途说的。所以教育这件事情可以变得可亲可善，也可以变得很恐怖。

　　所以我的“终生之忧”大概就是后来我写的一首诗，我说如果我们单独地相遇，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融入群体，却成为永远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还是不自觉的。

　　问：所以，这四十多年您一直不断探访蒙古高原，是否也和这堂课有关呢？

　　席慕蓉：我觉得真的很可能，初中那一堂课种下了一个寻根的开端。

　　因为那原本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地理老师，还会唱歌，声音很好听。但是那堂课他突然间变了，用那样恶劣的态度来说另外一个民族，让我很受伤。我把自己的愤怒写在日记上，可是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当时更多是无能为力。那时候自己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就算我父母给了我很多好的教育，但那是不够反驳老师的。

　　那种无能为力感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到我回到老家。即使中间我断断续续看了关于蒙古高原和游牧文明的东西，也还是不够。只有站在那块土地上，人才突然间明白——大自然才是原文。这也是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原乡看到草原时的感慨。我相信每个人他跟他的族群是有关联的。

　　“故乡”课堂里迟来的旁听生

　　问：站在原乡的土地上，您感受到什么？

　　席慕蓉：走上草原之后，我还弄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我的父母在年老之后很少提到故乡。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乡——他们丢掉的是那么大的故乡，那么大的高原，那样的山河，那样的文化，那样的遗传。我才懂得那个回忆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残忍的。他们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想和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做了断。想想看，现在就算不小心丢掉了一个好看的小首饰，都会心疼得很，但他们是把整个故乡都丢了。

　　等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有了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身份——旁听者。

　　问：您当时写了一首诗《旁听生》：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后来这30年间您认真研究蒙古文化，经常到蒙古高原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故乡来讲，您还是旁听生吗？

　　席慕蓉：我不会母语，我不能阅读母语，其实我还只是旁听。虽然研究了这么久，但是我这个旁听生也就是东抄西看这样的。之前有人让我去就蒙古文化做演讲，我起了个名字是“我所知道的蒙古文化”，主办方说这样讲有点无聊，不如直接叫“蒙古文化”。可我说，我绝对没有资格讲蒙古文化，只能讲“我所知道的”，我离真正透彻地了解蒙古文化还差得远，我还是旁听生，只是稍微多写了一点东西。我还有很想要做的事情，比如去找牧马人，跟着牧马人走了五年。

　　问：您后来一直在写有关家乡的诗，包括近年也在写英雄的叙事诗，您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吗？

　　席慕蓉：说到写英雄叙事诗，可以讲一讲我和叶嘉莹先生的一段故事。我从2010年就开始发表英雄叙事诗《英雄噶尔丹》。叶先生看到之后打电话语气非常急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诗？她说很奇怪，跟你从前的诗不一样，叶先生希望我继续写我的感性的抒情诗。

　　那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自己就是想要写一个失败的英雄。我写的英雄噶尔丹，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是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后来叶先生建议我多写几首，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就研究了蒙古秘史，写了《英雄哲别》和《锁儿罕失剌》。锁儿罕失剌其实不能算英雄，因为他没有什么战功，可是他是年轻的铁木真的救命恩人。

　　这三首写完以后，叶先生还说不好。这本书里我记下了我们的交流。我和叶嘉莹先生解释，这些诗是我非写不可，以前的创作，是诗歌来找我，然后我写出来；现在这些英雄组歌，是我自己去找这首诗，我想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叶先生说，那就写吧，是值得的。

　　叶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说“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本能”，她后来大概觉得这些英雄组诗是我生命的本能，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好啊，就不害怕了。后来我就一直写，又写了一首长诗叫《英雄博尔术》。后来遇到很多贵人，包括遇见了齐邦媛先生，她也鼓励我写英雄叙事诗。但是她对我的成绩非常失望，她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改。我有时候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再遇到这样的老师？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写吧，以后的日子多把时间放在我的英雄叙事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