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方励是没准备下跪的。

　　手机摄像头刚对准他时，他还点了根烟，要在直播软件里跟大家“摆龙门阵”。然后，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都被他用来讲电影《百鸟朝凤》背后的故事，和推广团队的艰辛。

　　二十多位跟方励一起帮电影做宣传发行的年轻人，在周围静静听着，泪水慢慢从他们眼底开始往上涌。一想到他们整整八个月为这部电影花的心血，老方的情绪突然就上来了。

　　起身，下跪，一头磕在硬邦邦的地面。抬头眼里还噙着泪。

　　后来，这位63岁的制片人收到家人发来的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又发疯了”。

　　方励并不是《百鸟朝凤》的主创人员，他只是来“志愿宣传”的。在此之前，他跟吴天明甚至谈不上认识。他景仰这位拍摄过《变脸》，扶持过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导演，一直谋划见面，最终因吴天明的意外离世没能见到。

　　后来是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邀请方励做一个青年导演计划的终审评委，他才第一次听说《百鸟朝凤》遭遇了宣传发行困境。吴妍妍请他帮忙，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最初预估的宣传费是300万元到500万元，方励一下子就投了100万元。而且最后商定所有利润，都捐给吴天明基金。

　　他看重吴天明和自己有好多相似的“德行”，倔强，不屑于他人的反对，“我们都挺任性的”。他也看重吴天明拍这部影片的坚持和信念，以及电影故事本身。

　　“电影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一部作品是要留给后人的。”老方说，“你现在面临的是这部电影明天就死了，能不触动么？”

　　对电影，方励是怀有激情的。在此之前，这位资深制片人的影业公司，投资制作了《观音山》《二次曝光》《后会无期》《万物生长》等电影，票房最好的是《后会无期》，超过6亿元。

　　但是如果从开始拍电影算起，最初的十年，他总共赔了4000多万元。

　　“全是用我自己的私房钱赔的。赔了就赔了，因为你每年去买几十万元的高尔夫会员不也花掉吗？但是你换回来的快乐是完全无法衡量的。”在一次演讲中，方励说。

　　第一次拍电影，完全是出于“好玩”。2000年，导演王超来找他，以朋友的身份请方励帮忙投资。他连合同都没签，就投入36万元。全是现金，王超分两次拿着大包“提溜着就走了”。直到影片《安阳婴儿》拍完，方励才晓得，拍电影这事儿“还需要许可”。

　　这部电影，方励前前后后一共投进去120万元，只收回来三分之二。但他因为这个电影，去戛纳国际电影节转了一圈。那种气氛他到现在也忘不了。

　　“当你付出了人力物力的心血，拍了一部作品出来，发现观众喜欢，掌声和眼泪是最大的回报。”从此，他正式上了电影这条船。而且他选择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受众的文艺片。

　　“文艺片和小众电影很艰难，国内到现在都没有小众院线，何况是十五年前。”有几部电影，他张罗着拍出来却卖不出去，电影频道都不肯要，嫌题材“太灰暗”。电影《苹果》，连主演佟大为都觉得“压抑”。

　　但方励就要拍这些“解读人性和灵魂”的电影。他和导演李玉一起，构思电影《二次曝光》的剧本，反复论证主角在童年创伤和生活跌宕的双重压抑之下产生幻觉的合理性，人物情绪“从纠结到释放”，在方励的构思中层层递进。

　　为了替《苹果》争取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机会，方励“一边给导演做思想工作，一边去总局的办公室门口堵局长”。这部片子，让他一度“嚎啕大哭”，“一天吃不下饭”。

　　“我肯定算是个老文青，”方励一把按灭了快要烧到手指的烟头，“没变过，我超级任性的。”

　　他小时候被父亲呼为“小捣蛋”，曾把手指头伸进自行车轱辘里，把电线捅进插座的眼儿里，“嘭”一声烧了全院的保险丝。

　　1982年，他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毕业后，去北京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他只捧了两年，就跳槽去了一家外企。不到两年，他又一猛子扎到美国，拿了维克弗斯特大学的MBA学位，随后在美国一家集团公司工作，拿到了美国绿卡。

　　当亲朋好友都以为，他要在美国扎根时，他突然揣着攒下的5万美元，建立了劳雷工业公司，作为外资企业回了中国。

　　“安稳的，能看到终点的生活，没有意思。”他曾说，“人生假如是一个苦海，我就是一个小舢板，但别忘了，老子自己是船长。”

　　如今的方励除了是个制片人，还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裁。他的科技公司，致力于地球物理及海洋调查仪器的应用研究，主持研发出世界第一套大跨距井间电磁成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