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感悟

　　施大畏的作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磅礴的气势。他不喜欢画虫草花鸟，不追求绘画的闲情逸致，而更醉心于从恢宏的历史中寻觅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轨迹。

　　“如果不去悲悯战争中死伤那么多的平民百姓，如果不去体悟中国人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只管躲在书斋中涂几笔花草，虽然确实雅，但并不是我所追求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名，不在于它技巧上有多高超，而是在于它记录了一段历史。”施大畏说。

　　施大畏的绘画创作，自始至终都在观照生活、观照社会、观照历史、观照人性。那种扎根在土地和人民中间的原始朴实的美，始终贯穿于其作品之中。

　　无论是长久以来作为一名普通的画家，还是近些年来社会所赋予他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艺术行政管理者角色，施大畏的所作、所思、所虑、所惑，无不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切感受。哪怕描绘的是远古神话，出发点依然是他所熟悉感知的现实世界。

　　历史画一直是施大畏最钟爱的题材。“画历史画是我们这代人在回望、追寻过去的事情，从中可以感受到后人对先烈的尊重。”

　　施大畏的历史画大都悲壮、苦难、宏阔，而且洋溢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蕴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追索。《大禹的传说》《国殇》《兵车行》《天京之变》《长征》《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皖南事变》，一系列的作品取材无一例外均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

　　施大畏曾说：“我画画，其实就是在经历着别样的人生，深刻体验着描绘对象的生活与感情。”为了创作《朱德在井冈山》，当时28岁的他只身一人到井冈山采风，在当地无亲无故，只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

　　有一次，施大畏迷了路，到一个不认识的当地人家里吃饭，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尝到野猪肉的味道。一个多月里，他到处走，采访了很多人，也画了很多人。

　　施大畏来到当地人家，老乡把向日葵掰下来，一人一半，嗑着瓜子唠嗑。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中，他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加深了对作品中诸多人物命运及生存环境的观照与思索。

　　缘于这样的艺术观念与实践，施大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穿透力和张力，能够表现出艺术对象复杂而丰富的内涵。

　　1996年，施大畏在榆林高家坡的小山村，给当地一个老汉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中的大山和窑洞，充满了生机。2009年，他又去了一次，碰到这个老汉，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人胖了，老了，但是山和窑洞都没变，还是老样子。

　　城市文明的迅速发展似乎并没有给这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中华民族就是靠这批平凡的农民在养育着我们这批画家、艺术家。没有看过这两张照片，你哪能懂得人民真正的生活？不懂得生活，哪能画得出好作品？”施大畏说。

　　施大畏曾在《文汇报》上对于青年人的创作讲过一段话：“年轻人缺生活，有生活的作品就大，没生活的作品就小。每个人的周边都是生活，你要用一种感情去感悟他，纯粹被利益驱动以后，这种感悟就没有了。”

　　“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对于这个问题，施大畏说：“回到我自己当初建筑工人的身份，重新产生一种平常心，感悟当时对这批平凡人的情感，慢慢去打磨，就能攀登高峰。创作不能浮躁，要重新回到原点。不光是要回到生活，还要回到一个平常的人，重新去思考，你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终极目标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我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剧中一个车夫突然有一天变成武术名人，但后来还是重新回去拉车了。”施大畏说：“道理是一样的。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该回归初心。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忘掉了。其实原本就是个简单的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人都是不起眼的小浪花。”

　　施大畏说：“只有把自己看做普通人，有平常心，然后才有可能重新找到一种感情，找到一个作品的灵感，找到平常人对待事情的看法，才能对社会、历史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感恩容易，保持敬畏之心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