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甘肃西和县通过发展辣椒育苗、栽植和蔬菜种植产业解决贫困问题。9月4日，一名农民正在日光棚里晾晒辣椒。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变与不变

　　“我下去维持不了生活。”

　　“别人下去都能找活干，你们下去不能找活干？”

　　“下去我活不长久了，最多再活两三年。”

　　“下去怎么可能活不长久？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活不长久。”

　　“你这是把我逼上梁山了。”

　　又一次因为搬不搬迁的问题产生争吵后，申家父子矛盾激化，差一点大打出手。大漆村党总支书记申修军闻讯前去调解，“因为移民搬迁，要是闹出事故来了，谁能负责？”

　　2015年，焦波收到一位年轻影迷转发的微信文章，大致内容是中国将有7000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焦波看后心里一惊，决定要拍下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

　　《出山记》由此而来。

　　位于大山深处，在大漆村常常能见到云雾缭绕的景象。“我现在的处境就像眼前的迷雾一样看不清。”在拍摄前期走访时，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申周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焦波眼前一亮。

　　如此“格格不入”的场景，在《乡村里的中国》里也出现过。

　　纪录片拍摄那年，几乎没有声乐基础的杜深忠花近700元买了一把琵琶，却跟老伴儿说只花了不到500元。在杜深忠眼里，琵琶一看就有灵性，是他多年来想拥有的乐器。

　　秘密还是被张兆珍发现了。“就不该让你手里有钱。你为这个家庭想吗？家里谁没有褂子，谁没有袜子，谁没有裤子你知道吗？”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杜深忠有些恼羞成怒，“这是高雅的东西，跟你说就是对牛弹琴！”

　　画面在琵琶发出的尖锐的响声中戛然而止。那种不和谐，很像杜深忠在杓峪村的处境——收入、经济水平越发成为衡量人之成败的重要标准，他的学问与爱好就越发显得尴尬。

　　身处飞速的变化之中，曾经最讲究在土地上规律、重复劳作的农民，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今年‘六一’我压了一批货，这次一定要赌一把，以前的发展方式太慢了。”任安存坐在电脑旁，盘算着当年夏天儿童演出服能不能卖到他计划中的七八百万元。

　　“如果现在不创业，再过几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任安存爱笑，笑起来的神情还有些人们印象中农民的腼腆。只是一开口说话，他就立马变成了年轻企业家的模样，还是特别有创业激情的那种。

　　“这里的网速竟然比上海还快！”上海一所高校的教师到丁楼村做调研时忍不住惊呼。

　　有意思的是，再大胆的想法和再快的网速，依然不能撼动一些深植于农村的朴素观念。

　　任恒家的服装加工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8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他就退学回家与母亲一起经营淘宝店。性格和经历让任恒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他很快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网店生意也做得小有规模。

　　不过在任恒母亲心里，还有更重要的规划。

　　“给你订不上婚，你爹又没了，我领着光棍儿子还有脸上街吗？”夏收后的一天夜里，母子俩一边在库房整理货物，一边又说到了订婚成家的事。

　　面对母亲安排的一次次相亲，尚未满20岁的任恒显得积极性不高。“这两年先把生意做好，再说订婚不行吗？”

　　“不行。给你订了婚，娶了媳妇，我说话才能硬气。”

　　城市中常见的催婚与反抗催婚的拉锯战没有上演。当年春节，任恒就与一个叫平平的姑娘订了婚，很快举行了婚礼。

　　新媳妇的到来填补了网店客服的空缺，也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欢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任恒依然遵循了农村地区早婚甚至早育的规律。

　　就像电子商务虽然看似改变了一切，却没能抹去丁楼村土地上原有的肌理一样。

　　又一个“六一”销售高峰过去后，重新振作起来经营网店的任庆金、最终没能实现计划销售额的任安存、新婚不久的任恒和丁楼村其他人一起，加入到抢收麦子的队伍中。

　　赤膊、挥汗，在土地面前，没有老板，只有劳动的人。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柏果树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儿童在打乒乓球。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雷宇翔 摄

　　战线上的人

　　经过申修军反复做工作，申学王和妻子终于转变了态度。2017年秋天，申家三口搬进了务川县城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今天是我们最好的日子，要感谢你。”申学王对前来帮忙搬家的申修军说。

　　在焦波的每一部农村纪录片里，村干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出山记》中，申修军只有3个在家的场景，除此以外，他每一次出现在镜头中，都是因为有问题需要他解决。

　　石朝乡修大通道，沿途要拆除大漆村13栋居住房，申修军要到每一户家中做工作。悬崖上的泉里组是搬还是留，留下来的话怎么通公路，为此申修军跑了一趟又一趟。精准识别后，没成为贫困户的人有的去堵路，有的扯烂申修军的衣服，打得他全身多处“挂彩”。

　　即使回到家，申修军也还要面对妻子对他“不顾家”的数落与埋怨。平日对待最激动的村民都游刃有余的申修军，这时却讲不出让家人信服的道理。

　　为了给村里引入资金发展乡村旅游，杓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自恩四处奔忙，但个别村民老是以“查账”为名找他的麻烦。面对无休无止的审核，他气急败坏地说：“大不了写辞职，辞职不干了。”

　　在日渐富裕的丁楼村，村支书任庆生日子同样不好过。大集镇希望把村里的网店统一搬到镇里的电商产业园，村民想在自家责任田上建厂房。任庆生多方协调，却落得里外不是人，上级认为他开展工作不力，邻里间则说他是丁楼村的“叛徒”。

　　有观众质疑，这些画面是否在刻意美化基层干部，焦波却认为，基层干部当然有不同的横切面，但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绝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脱贫攻坚期间，他们是真正将双脚踏在战线上的群体。”

　　在跟拍申修军期间，有一次摄制组夜里走进他办公室，正好拍到他一边打点滴一边填写当天要上报各级部门的各种材料，“白天处理各种事，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填表，经常要填到凌晨。”

　　这段画面没有被放在成片中，因为团队担心把申修军拍得太苦，“观众会觉得很假”。

　　张自恩最终没有“写辞职”，上级部门介入后，不实举报的事得到妥善解决。直到现在，他依然是杓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一直以来，杓峪村既不是贫困庄户也不是富裕农村，它就像传统中国农村典型的代表，既沐浴着时代的风雨，又似乎总是在原地静止着。

　　《乡村里的中国》拍摄8年后，除了多了零星几家民宿和农家乐，被张自恩寄予厚望的旅游产业并没有让杓峪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种苹果，依然像过去多年一样，是村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能直播卖果子了。”张自恩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庄镇镇长为村里的苹果代言，一场直播卖出了不少库存。

　　为了下一代

　　《出山记》以申周一家在老屋吃饭开头，以搬迁后在新房吃饭收尾。“出山”后这家人的生活，成了留给观众的一个谜。

　　谜底并不算美好。因为不习惯也负担不起城里样样要花钱的生活，申学王和妻子一度隔一阵就回到山里，在曾经老屋所在的位置搭个临时帐篷养鸡养鸭。后来，当地政府给申母安排了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再加上申学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夫妻俩才慢慢不再往回跑。

　　但申母依然在安置房附近找了一块地，除了冬天，家里的菜都从地里出。她说，这样既可以补贴家用，也能打发时间。

　　把搬迁视作救命稻草的申周没能如愿。他不满足于政府安排的流水线工作，可限于学历又很难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几经辗转，如今他还在务川周边的工地上做着零工。“住房条件改善了，可怎么成为城里人，我还没想到办法。”

　　至于他的亲事，依然没有眉目。

　　移民搬迁可以很快，但搬迁之后的磨合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云南，焦波团队记录了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村落老窝村搬迁前后的场景。由于地处边陲，交通极为闭塞，老窝村140口人所过的生活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人都难以想象出的贫困与落后。

　　面对镜头，15岁的初中辍学生邓志花说：“老天爷怎么让我出生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

　　“为了下一代”，几乎是每个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户最深层的动力。

　　《乡村里的中国》上映后，杜深忠“红”了好一阵。不过60岁的年纪和肚子里算不上太多的墨水，让他的生活最终没有太大变化。8年过去，或许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杜海龙如他所愿，通过读书走出了农村。大学毕业后，杜海龙在北京找到工作，并正计划着在那里成家。

　　“杜深忠的下一代改变了命运，也许申周的下一代也能擦去眼前的迷雾。”焦波说，在老窝村的拍摄结束前，全村人从有滑坡泥石流风险的老村子搬到了新村。虽然只间隔两公里，但老窝新村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房屋，新的联通外界的公路，还有新的小学教室。

　　回到北京后，焦波团队粗剪出了《老窝》的样片。样片结尾，孩子们扯着嗓子朗诵《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镜头扫过那七八个孩子的脸。谁也不知道，等他们长大了，是否还有老窝村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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