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山东路九江路口的外国坟山，也能追溯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当时在沪经营的英商麦都恩组织一公墓公司，购买今海关西侧一块地皮作为安葬外侨棺柩之地，后易地山东路287号建公墓，人称外国坟山，又称山东路公墓。其后，外国人又在浦东坟山码头、东新桥九亩地、八仙桥、静安寺、虹桥路等处陆续开办外国公墓，专葬外国人。至1949年，全市先后出现过100多家公墓。小时候，为了去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即南京东路），永乐里的居民必须经过山东路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森森的墓碑、十字架。足够叫小孩子汗毛倒竖。好在解放后不久，1951年，山东路公墓迁葬，原址建体育场。

　　山东路上有剃头店、有弄堂学校，有小书摊杂货铺和饮食店。坟场斜对面，山东路近南京路口，曾有幢慈淑大厦，在王晓玉小的时候，曾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大人们议论纷纷，说是因为股票跌了。死掉的人能不能进外国坟场呢？不知道。

　　但这条路对王晓玉来说，就是上海的核心了。毕竟从生到死，一个人一生中可能需要的一切，这条路上都有。

　　居民们

　　永乐里有两排房子，面山东路的一排，采光好，所住的多是殷实人家。靠里的一排只能靠天井采光，所住人家收入就略低些。但因为大家共用一排水龙头，因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生活都有了交集。

　　解放前，福州路上曾有不少欢场集聚。王晓玉的一个邻居，人称“玻璃杯”，就是陪酒女郎出身。“玻璃杯”身材窈窕，面容姣好，但转身进了弄堂，就和其余主妇一样倒马桶、烧煤球炉，一样买鱼洗菜。闲暇时，她和永乐里的其他女性居民在一起织毛线、研究花纹针法，别人对她没有鄙夷神色，她也没有流露丝毫风情。解放后，“玻璃杯”顺应时代，嫁了个扛大包的工人。工人膀大腰圆，孔武有力，又是独自带着孩子的鳏夫。乍得娇妻，喜不自胜，后来又添了孩子，一家人便和乐融融地，顺利在新时代安身下来。

　　日常生活在弄堂里，是高于一切的法则。活下去，把日子过下去，就是居民的追求。相比外人想象中上海人的旗袍西装，永乐里的人们缺乏精致的海派腔调,却能风来雨来都不变地维系着日常。他们不伤害别人，也不被人所伤，无进取之意，也不会被当做出头鸟。他们日复一日地倒马桶、烧煤球炉，买菜吃饭，按照时令乘风凉或者晒太阳，也构成了上海某种城市底色。

　　王晓玉是弄堂里的皮大王。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外婆和母亲对她呵护有加。过年过节，家里盛出猪头、鸡鸭鱼肉来供奉祖先，还没上桌，外婆先纵容王晓玉把猪头肉里的肉抠出来全吃了。王晓玉下面有三个弟弟，弟弟打架打不过小伙伴，只要喊一声“阿姐——”王晓玉立刻冲出家门，一步跃下两三级扶梯直往弄堂里冲去。她是一点不吝啬淑女形象的。家境好的时候，家里娘姨要下楼去买粢饭、油条、小笼包来给大小姐做点心。家境每况愈下后，大小姐反而露出本性，取出一只大海碗，盛满冷饭，浇上开水，再从大人预先备下的缸里挖一大勺咸菜肉丝毛豆出来作为浇头。饭上再压两块咸带鱼。心满意足捧着这一大碗饭菜，跑去弄堂有风处，毫无吃相地大嚼。但这餐饭是吃得最开心舒服的。

　　大小姐的心是野的。

　　1961年，王晓玉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几个弟弟也都读书出色。王家成了弄堂里被人高看一眼的家庭。大学毕业后，王晓玉去外地工作，8年后回上海，成家生子，儿子又回到这条弄堂里，复刻母亲童年经历一般，被外婆宠大。

　　上海不少里弄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永乐里还在，不过是当年烧煤球炉的家庭现在烧液化气了，当年麻将台前摸牌的母亲现在换成女儿了。任凭外面的时代和环境怎么变，这条里弄却似在海底，没有大变化。只是偶然一抬头，才发现天井上空，东西南北四向，早有高楼大厦的影子围过来了。像有人从高处探头望向井里一样，望着永乐里的一切。（ 本报记者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