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他与慈善结缘，他一路耕耘，又敢言直言—— 
周秋光：推动慈善向善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周秋光（左）。近年来，周秋光开始向慈善“实干家”转变。他说：“学者最大的特长是纸上谈兵，但学者最大的问题也是纸上谈兵。”

作为《慈善法》宣讲团成员，周秋光经常出现在各地的讲台。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这部曾经难产十年、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终见开花结果。

　　这部法律的出台，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秋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秋光就呼吁慈善法制化，是国内最早呼吁慈善立法的学者。在《慈善法》之前，国务院曾出台慈善法规条例，周秋光专门写出6000多字的建议稿获得采纳。他的研究为《慈善法》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际上，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慈善研究第一人，周秋光的不少研究成果都具有填充空白的意义。他被称为中国慈善史的拓荒者、中国慈善理论体系的奠基者，是慈善研究的领军人物。

　　日前，本报记者走近周秋光，感受这位湖湘学人的学术追求和直言真言的当代“史家”风采。

　　因熊希龄结缘慈善

　　周秋光与慈善结缘，始于熊希龄。

　　上世纪80年代初，周秋光在著名史学家林增平教授门下读研究生，研究辛亥革命。1983年，国务院进行古籍整理，林增平带着周秋光去湖南人民出版社选题，其他人物都被选光了，唯独只剩下熊希龄。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担任过一年多热河都统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长期以来，受“革命的史学观”影响，熊备受争议，大多时候被视为一位政客，在当时评价普遍偏低。由于刚从各种政治运动中走出来，都不想惹麻烦，所以很多学者都不愿意选择他。周秋光对熊希龄有过了解，又正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于是选择了《熊希龄集》的整理工作。

　　周秋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军阀史》，并穷尽一切资料进行佐证，他对熊希龄的认识也逐渐深入。熊希龄虽然在政治上成就不够突出，但却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抗日救亡之中，为了“慈善济世”几乎耗尽大半辈子的心血。特别在国家动荡、民族危亡之际，他动员家人投身抗日救国，并把自己的所有家产约合大洋27.5万元、白银6.2万两全部捐献慈善事业，以救助难民和孤儿，还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毕生致力于慈善教育。

　　从1983年到1996年，周秋光对熊希龄的研究坚持了13年。期间，他完成了近一千万字的《熊希龄集》、《熊希龄传》、《熊希龄年谱》三部曲以及一系列论文。通过对熊希龄的研究，周秋光不只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慈善史专著《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催生了我国第一部慈善通史《中国慈善简史》，这为周秋光打开了慈善研究的视野。

　　通过熊希龄的研究，周秋光意识到我国慈善事业的断层，以及推行慈善、规范慈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此，他便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慈善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慈善法规与文化的建设上。

　　给慈善作“史记”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慈善不是被视为反动派收买人心的小恩小惠，就是被斥为“封资修”的毒货，就连熊希龄的学生也称老师为“伪善”，造成了长达30年的慈善事业断层。其时，公益、社会保障、福利、慈善之间边界混淆，民间慈善行为式微，社会慈善文化稀缺，民众慈善意识淡漠……遑论什么慈善法规了。

　　但从古今中外来看，慈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慈善事业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净化人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国家社保体系之外的必要补充，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救急良药。

　　士子的情怀和学者的使命感，促使周秋光要将慈善理论研究、慈善事业推行进行到底。

　　1985年，周秋光开始慈善理论拓荒。正由于太过冷门，周秋光的研究填补了慈善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开山之作。1996年，周秋光赴美访学，美国民间普遍的慈善义举，让他眼界大开。他看到，在城市广场或僻静的街区，常有慈善行为和举措。人们不仅给贫困者捐款，捐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很新衣服都摆在公开的地方，任人取用。慈善完全融入在普通的生活中，就像一件习以为常的必需品。

　　这让他对慈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动力，属于社会调节之一种，已经与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科技进步、管理创新等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