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今年4月18日，这句“名言”的主人周某出狱。据《新京报》报道，当天，除了他的家人，还有网红经纪公司等来到现场。200万签约、综合开发、直播提成……这些诱人的条件让现场周某的亲属们有些困惑。监狱方面说，考虑到疫情防控，周某已经于早上6点半由户籍地司法所接回。

　　一个板上钉钉的盗窃犯，服刑期间就被各路网红经纪公司盯上——这恐怕就不只是“三观”问题这么简单了。周某的一个兄长表示，目前为止已经有30多家类似的公司接触过他们，200万、300万的签约价都有人提过。而今，能人异士并不鲜见，网红经纪公司究竟“看中”周某的何种资源与禀赋？这个问题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流量至上，只要有流量，哪管“吸睛”的内容会不会教坏孩子。

　　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一夜间刷屏，这大概是互联网世界中诸多“迷之爆红”案例中的典型。一个看起来身无所长的惯犯，面对被捕入狱，不是幡然悔悟而是“死不打工”，这种超乎常理常情的思路确实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于是成了“话题”。由此可见，网红公司对周某的“情有独钟”，显然不是要助其回归新生活，而是在“死不打工”的标签上循环展览，以审丑的姿态刺痛普通人上班过日子的苦累。说得再直白一些，那些希望在周某身上“做文章”的网红经纪公司，其商业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沉沦半生，铁窗数载。就像网友说的，等待周某的应该是“反省的生活”，而不是“被强化的错误”。这些煽风点火的网红经纪公司，为了流量、为了眼球，连脸面都全然不顾，竟然在追逐劣迹网红的路上极速裸奔，想多问一句：这是谁给了他们热捧周某的勇气？互联网平台的这种做法，恐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网信系统累计约谈网站1143家，警告网站848家，暂停更新网站117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816家，移送司法机关相关案件线索3520件；有关网站平台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群组3.3万个。这些数字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互联网平台消极价值取向仍然存在，乃至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也不鲜见；二是加强社交等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内容管理刻不容缓，职能部门仍须从常态化治理层面下力气。

　　不客气地说，在预谋热炒“不打工男”事件上，某些网红经纪公司的“流量魔怔”令人心惊。在流量至上的逻辑里，没有底线和下线，只有投机与变现。他们并不关心众人会否标签化、妖魔化周某，只会在引流和炒作中完成资本逐利的游戏。难以想象的是，一旦周某被包装成话题网红或者带货网红，那些是非辨析能力不强的青少年会作何感想？

　　疫情之下，平台经济一枝独秀，文化产业蓄势待发。这些年来，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规模和GDP的拉动作用持续扩大，2018年总量已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警惕平台与市场之误导。毕竟，流量至上不是美好生活的本色，而审丑疲劳更是正能量的宿敌。因此，管好冲动失范的网红经纪公司，让周某过上诚实守法的新生活，也让流量至上不至于大行其道。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