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年

　　开学了，“神兽”归笼了。

　　只不过，在有的城市，一年级“小豆包”有点多，特别是一线城市。以北京市为例，小学一年级新生20.5万人，其它五个年级总计不到39万人，平均每个年级不到10万人。有的城市也出现了公办学校的学位紧张，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就发布了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预警，透露该区有8个学区户籍生人数接近、等于或大于招生计划书，明年可能出现学位供给紧张。

　　学位紧张的背后，则是出生人口的变化。2014年北京市的户籍出生人口为17.2万人，今年是这些孩子的入学年，而明年即将高考的学子们，他们出生的2003年，全市出生人口仅为4.5万人。但那一年也是北京市的人口出生低谷，向前倒推至1989年，当年出生人口为19万人，向后推至2016年，出生人口为20.5万人，这一拨“出生潮”的孩子，将在两年后入学。

　　出生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波峰，到2000年前后的波谷，再到2014年~2016年的波峰，这样的人口变化在不少人口流入城市都存在。上海市1990年户籍出生人口为13.12万人，到了2001年仅有5.76万人，而2016年则重回13.07万人的高峰。广州市1989年出生户籍人口9.1万人，到2003年降至5.7万人，在2017年达到20万人的高峰。

　　导致这一户籍出生人口波动的原因是多样的，在此不赘述。单说一点，随着一段时期内出生人口减少，一些城市的部分学区，难免出现教育资源“赋闲”甚至学校撤并的情况，但随着出生人口回升甚至超过历史峰值，学位紧张再现。要知道，小学的入学高峰，意味着6年以后的小升初高峰，9年以后的中考高峰，中学学位要提前布局，未雨绸缪，特别是高中学位。以深圳市为例，2019年公办普高录取率不足45%，当年地方两会上23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加快高中学位建设的建议》，尽管教育部门给予了积极答复，但措施实际“落地”依然有难度，供地就是个难题。

　　与其它公共服务不同，优质教育资源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从学校用地到教师编制都涉及多方协调，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基于人口变化有所预判，提前布局。在这一布局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和高中教育资源均衡化供给，并且也要考虑到优质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