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延历二十四年（805）七月，最澄上表桓武天皇，将带回的佛典疏记进奉朝廷。现存《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分别记载最澄从台州和越州搜寻书写带回的佛教图书目录，其中除有天台大师智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及《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禅门修证》）、《六妙门》《观心论》《童蒙止观》（《小止观》）、《维摩经疏》《维摩经略疏》《四教义》等外，还带回以往没有传入日本的天台宗九祖湛然的著作。

　　此外，最澄还带回《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般若经》《金字菩萨戒经》《金字观无量寿经》及密教经典《五佛顶转轮王经》《大轮金刚陀罗尼经》及《理趣品别译经》《无量寿如来瑜伽仪轨》等，还有佛像、曼荼罗、念诵供养图。

　　桓武天皇敕将最澄带回的天台教籍抄写七份，分送七大寺——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另抄一份藏于皇宫，敕选原学三论宗、法相宗的学僧研习天台教籍，又命在京都北部的高雄山寺设置法坛，命学僧道证、修圆、勤操、正等人礼最澄为师，为他们举行密教港灌顶仪式，并且命石川、柽生二禅师代替桓武天皇受灌顶传法，跟随最澄受学天台宗，以“守护国家，利乐众生”。（《睿山大师传》）

　　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五年（806）正月，最澄上表，建议除给予原来六宗“年分度者”之外，再增加天台法华宗，也给予度僧名额。他的表奏得到朝廷的允准，从此以比睿山为天台宗的传法中心。最澄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将后事托付弟子义真，于中道院去世，年五十六岁。翌年，嵯峨天皇赐比睿山寺以“延历寺”之号。自此，比睿山寺成为官寺，义真为比睿山延历寺第一代座主。四十四年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追赠最澄以‘传教大师’的谥号。

　　最澄主要著作有《天台法华宗年分学生式》（六条式）、《劝奖天台宗年分学生式》（八条式）、《法华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条式）及《依凭天台集》《照权实镜》《法华秀句》《守护国界章》《决权实论》《显戒论》《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等，然而其中以《显戒论》三卷、《守护国界章》三卷最为有名。

　　最澄弟子主要有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人。圆仁与义真的弟子圆珍先后入唐求法，对推进日本天台宗进一步与密教结合，建立所谓“台密”有很大影响。继义真之后，圆澄、光定、圆仁、安慧、圆珍先后为比睿山延历寺第二代至第六代座主。

　　四、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和空海从中国密教高僧嗣法后回国创立的真言宗，是当时在社会上和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对日本历史以及文化其他领域皆发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日本佛教和文化发展史上，天台宗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在平安后期和镰仓时代（1192－1333）陆续形成的新佛教宗派中，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的教祖以及从中国传入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的日本教祖，原来都是日本天台宗的学僧。

　　如上所述，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先在台州所辖临海县的龙兴寺从道邃禅师受法，然后到唐兴县的天台山从行满等高僧受法，得传天台宗的教义和重要教典，回国以后在日本朝廷允准和支持下创立日本天台宗。因此，不仅现在台州市天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同属台州市的临海县龙兴寺也自然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今后开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宗教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形态之一，其中佛教是当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在古代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佛教曾占据重要地位，发挥过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日本的佛教源自中国，与中国佛教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两国佛教界长期以来有着频繁友好交往的历史。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佛教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结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世界形势，积极联合日本佛教界各个宗派、组织和友好团体、人士，开展形式多样的友好交往活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发展、进步、福祉努力作出贡献。

　　笔者希望在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当中，临海龙兴寺在省市党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龙兴寺的历史传统，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融摄当代“一带一路”所体现的精神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为促进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发展，构建世代友好相处的睦邻关系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2019年11月13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