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影业总裁于冬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于冬参与出品发行了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拍《智取威虎山》时， 于冬、徐克、黄建新在片场合影（右起）。

　　作为博纳影业公司的掌门人，于冬一天的日程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的。在位于朝阳门的博纳总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正处于两个会议的间歇。即便是采访中间，秘书也会不断进来告诉于冬，某某总到了，正在外面等他。

　　“对不起，实在太忙了。”采访中，于冬不停为此道歉，但思路却不会被打断。稍显发福的身材、圆润和气的脸庞，47岁的于冬并非传统印象中凌厉的商人形象，然而一谈起这几十年中国电影的变化，脸上立刻浮现认真到严谨的表情。从北影厂的于副科长到博纳影业的于老板，从一家只有几个人的民营公司到国内影业巨头，于冬的成长和博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这背后，也正是中国电影产业艰难崛起的过程。

　　入行 喝一杯酒卖出一个拷贝

　　于冬是北京电影学院发行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93年，已经读大三的他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发行科实习，发行科的杨科长带他去吃羊肉泡馍，席上拿出一瓶二锅头，一顿酒下来，于冬没倒，杨科长指着他说：“这小子不错，可以跑发行。”

　　那时候中国电影发行还是实行“统购包销”——电影制片厂拍完电影都卖给中影公司，中影给每部电影预付100万元，再根据卖拷贝的数量跟制片厂结账，一个拷贝10500元，多退少补。这种体制弊端明显：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涌现，制片厂花二三十万元拍部电影，交给中影，拿回的钱基本都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烂片扎堆，拷贝自然不好卖，又进一步造成了版权的低迷。

　　整个国内电影行业陷入恶性循环。很多影院关停并转。北京的第一家迪厅，就是由原来新街口中影对面的立体声电影院改建而成。还有的电影院改成了台球厅、录像厅、股票交易市场。刚入行的于冬去东北出差时，看到不少县一级的电影院已经成了专供二人转演出的场所。

　　电影体制改革箭在弦上。1993年4月，电影局发布“3号文件”，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接洽，制片厂获得了自主发行权。

　　改革实施的第二年夏天，于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影厂，开始跑发行。他笑言，那时候跑发行，到了任何地方都是先喝酒，“一杯酒一万块钱，一个拷贝。”如今想起那段时光，他心中却充满了温暖：“那时电影经济很困难，市场低迷，但大家建立的感情，那种融洽，是现在没有的。”

　　有一年冬天，于冬跟着科长去山西卖片子，磨了两三天，卖出去5个拷贝，挣十万块钱。合同签完，一行人高兴地准备回京交差过年，谁知回程遇上大雪，高速封路，不得不改走国道。“结果早上出来，晚上12点才到石家庄。我们坐在那辆拉拷贝的面包车里，四面漏风，也没有暖气，外面下着雪，没吃没喝，就这么看着太行山上数万辆拉煤车停在崇山峻岭当中，根本走不动。但那时候不觉得苦，反而挺开心的。”等车开到石家庄，河北电影公司的经理早就让食堂做好了疙瘩汤和烙饼，等着他们吃晚饭。“那时候跟院线之间的感情，真称得上是血肉联系，虽然一杯酒一万块钱，但是那酒也喝得真诚，而且人家说话算数，第二天你人还没回家，钱就已经到账了。”于冬动情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