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

　　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

　　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

　　达尔文的表弟佛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

　　这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在17至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

　　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

　　据学者朱之勇先生钩沉，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意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

　　成绩最坏的学生成了大师

　　1927年，裴文中先生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却未考上。不得不去中学教地理，每周仅3节课，入不敷出。他后来回忆道：“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

　　为谋生计，只好求昔日老师翁文灏帮忙，翁文灏推荐他去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对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杨钟键说：“我给你一位成绩最坏的学生。”

　　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杨钟键记道：“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到1929年12月，因天气寒冷，发掘成绩差，裴文中先生已收到停工令，他又坚持了两天。正是这两天，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上大学时，裴文中先生曾写小说《戎马声中》，该小说得到鲁迅赞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只因生计所迫，才成了“文坛中留不住的人”。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骨化石中，一女性有额中缝，在类人猿中极罕见，而现代人均有；下颌圆枕，黄种人中多见；上门齿冠是杓形的，即内面凹陷，是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

　　魏敦瑞的结论是：北京猿人是黄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祖先。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当时发现的时间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20万至70万年间（近年有学者表示，上线距今77万年），远早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华文明西来说”逆转为“世界文明东源说”。出现了“当中国人开始创造文明时，欧洲人还在树上”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