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城”

　　在考古学领域，文明是在人类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但是，考古学对文明的判定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其标准历来莫衷一是。

　　定义了“考古学文化”基本概念的西方考古学家柴尔德，也提出过构成“考古学文明”的十种要素，包括城市、文字、国家等。而流传更广、西方考古学界曾广泛采用的则是“四要素”标准，即城市、大型建筑、青铜器和文字。但是机械地套用“四要素”标准，显然忽略了文明的多样性，会把大量的人类历史文明挡在“门槛”之外。比如在殷墟发现了青铜器及甲骨文，西方就以此判定中华文明仅始于殷商时期。对此，夏鼐曾评价说：“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刘斌介绍说，其实，“四要素”标准在西方的考古研究中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严格套用。比如西方人发现的玛雅文明没有金属，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现在考察一个考古学文化能否成为文明，需要对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社会组织等方面综合考量。

　　如果要选一个基本标准，考古学界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文明”是指“国家”形态的诞生及其相关考古学证据的出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众多中国考古学家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就已经判断良渚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不过，这种判断想在东西方语境下都得到承认，良渚还需要更直接的实证。

　　良渚文化被普遍认可的突破很快到来了。在刘斌的回忆中，那差不多是个意外。

　　2006年年底，政府下定决心搬迁居住在遗址中心区的农户。搬迁点选择在瓶窑镇葡萄畈遗址附近，按规定要先做考古勘探。碰巧原本在良渚考古工作站的技术人员都被派出去了，刘斌只能自己前往。没想到，他竟然在安置房选址的地下发现了一条史前河道，临时决定立刻发掘。

　　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刘斌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石块棱角分明，显然是人工开采的。

　　刘斌的老师张忠培有句名言：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这句话几乎就是考古界的“金科玉律”。那段时间，刘斌就被这些石块“牵着鼻子走”。

　　“所谓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当某一种材料能触动你，就要把它搞明白，要被它牵着走，找出它有多长有多宽，再顺下去，这个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后面的科技设计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的。考古就是教我们怎样去追寻遗迹，怎样去发现它的功能。”刘斌说。

　　进一步的钻探和试掘表明，这样的块石覆盖了莫角山遗址西侧，总长度达1000多米、宽度为40—60米，石块以上黄色黏土堆筑厚度近4米。这样的遗迹构造，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修筑的河堤。这一遗址位于莫角山宫殿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刘斌也暗暗猜想，也许这里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

　　尽管尚不明确这究竟是什么工程，但其显示出的巨大工程量已足以让考古工作者兴奋。

　　刘斌带领考古队随后围绕莫角山，在南、北、东侧进行钻探调查，结果均发现了同样的石块分布遗迹。发现遗迹的钻探点不断增多、相连，四面围合，河堤不可能是如此走势，是城墙！

　　四面城墙合围而成的良渚古城，总体大致呈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墙围绕莫角山四周而筑，延绵约6600米，城墙四面合围，内部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样的面积，让良渚古城成为国内目前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

　　随后的考古发掘又发现了外郭系统，良渚古城范围进一步扩大。现有的考古成果呈现的，是一个6.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王陵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陆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绰绰有余。

　　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良渚古城发现时，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考古学家严文明专程赴遗址现场考察。“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而已经多次实地勘察过良渚古城遗址的张忠培，给这座古城定义为“中华第一城”。

　　世界考古权威、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勋爵，在参观过良渚古城遗址后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