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称父亲：“爱我的人”之一

　　李道河擅长诗书文牍，多有著述。但是生于变世，未见流传。清末民初四川文人胡淦在为李镛诗集写的序中提到“子舟大令（县官雅称）亦有集待梓”。李道河还写过一个讽刺喜剧《知事现形记》，由家中子侄排演娱乐。

　　李道河喜好京剧，当时在会府东街有成都最早的公共戏院“可园”，极大繁荣成都市面，李道河即为股东之一，时常带家人去看戏。巴金先生回忆：“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

　　李道河自己的小家庭在那个时候可谓比较开明。巴金先生回忆：“在家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見他骂过人。”在广元作为知县，他兴办新学；回到成都作为父亲，他也要把逐渐成长的儿子们送进新学，而不是那时仍然盛行的私塾。头两个儿子李尧枚和李尧林都先后入读中学。但是这样做不是没阻力的，上面老太爷（李道河之父李镛）还在，很多事情李道河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可是他努力着。轮到三儿子李尧棠（巴金）该上中学时，李道河病故（死于李镛之前），巴金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人出来替我讲话。”

　　长子尧枚中学毕业“名列第一”，本来“希望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李道河却不得不按老太爷意志要李尧枚结婚成家，并到成都商业场去做职员。当时李道河对李尧枚“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反映出他的无奈无助与对儿子理想的同情。李道河与夫人陈淑芬都相信西医西药，也不顾忌与洋人接触，甚至把洋医生请到家中做客，还专门配上了刀叉餐具。

　　巴金先生对父亲具有深厚感情，在他的不少文章中对父亲有着温馨的回忆。“父亲很喜欢我，他时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巴金把李道河称为“爱我的人”之一（巴金用过这种说法的还有母亲陈淑芬、两位哥哥李尧枚和李尧林）。另据巴金先生的侄子李致先生回忆，1941年，巴金阔别四川多年后首次回到成都，在大嫂家找到多封父亲李道河过去的家书。巴金请大嫂上街为他裱糊好，带离四川珍藏。这些家书估计都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

　　有人质疑，为什么李道河没有像他的两个弟弟和几个堂侄一样游学海外？在那个时代，长房长子或长房长孙要对家族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要为长辈和弟妹们做出牺牲。以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为例，整个大家族撤到乡下避难，只留下长子李道河和长孙李尧枚在城里家中彻夜守护，应对全副武装前来勒索骚扰的乱兵。所以长子长孙往往不得不放弃很多个人机遇，更别说负笈海外。

　　由于他的政绩与学识，李道河一直没有被当局遗忘。1915年4月成为第四届核准免试知事。同年11月6日由四川巡按使陈宦呈请，大总统钤印批令免送考询并予分发任用。直到1916年1月30日北洋政府发布的“免于考询之保荐核准知事”名单（全国共四百六十六员，分发四川四十四员）中仍有“李道河浙江嘉兴人”。不过此时的李道河总理家政、勤勉实业，早已无意于官场了。李道河早年娶比他小三岁、同为浙江裔的女史陈淑芬，生四子五女。1914年陈氏病故后，继娶江西裔女史邓景蘧，又生一子一女。1917年，李道河病故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