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加缪的《鼠疫》也并非仅仅描述1849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的那次霍乱。作品中表现的那种“流放感，”那种痛苦、焦虑和挣扎，正是作家本人1942年在法国南部养病时的亲身感受。他在日记中就曾经把在欧洲大陆肆虐的德军比作老鼠。小说是通过鼠疫期间的隔离与囚禁带来的病痛与离别的双重痛苦，影射“第三帝国”和法西斯专制统治，以及那个吞噬众多人生命的“恐怖时代”。作品出版于1947年，当全世界都在高呼胜利时，加缪却肯定地说：下一次鼠疫还会唤醒老鼠，从而再次对人类造成破坏。如同所有的隐喻作品一样，《鼠疫》所表现的内涵远远超出它所反映的事件本身：它并非一种简单的疾病，也是精神和形而上学层面的鼠疫。加缪将鼠疫发生的地点设定在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奥兰市，但从对城市和居民的描述上面，很容易看出那是一座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生活空虚的城市的缩影，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荒唐与创伤。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是另一个成功的隐喻故事，或者说是描写大灾难的寓言式小说。故事完全脱离或者说是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其主人公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白色失明症——的“零号病人”。当我们用“正常”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显得一切正常。然而，当我们突然有一天染上了“失明症”，并非眼前漆黑的失明，而是眼前一片白，无法看清楚“真实的世界。”然而，失明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小说中有一句话：“世界中充满了活着的盲人。”在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里，人类丧失了理智，人性变得丑恶，残忍，冷酷，卑鄙。人类社会所具有的这些丑陋之处，并非仅仅会出现在失明后的世界，它们始终存在，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又与失明何异？针对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作者说：“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他正是用“失明症”作为当代社会的暗喻和深刻思考。

　　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在新作《新冠时期的我们》中写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句话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和平即将到来。仿佛即将来临的黑夜。仿佛是遗忘的开始。’战争结束后，所有人都急于遗忘，疫病也是一样：痛苦迫使我们面对模糊不清的真相，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势；它鼓励我们为当下赋予新的意义。然而，一旦痊愈，这些启迪就会烟消云散。”人类是那么善于遗忘，尤其是那些痛苦。所以，战争的惨剧才会一遍遍上演，流行病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人类造成重大灾难。尽管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也在不断改善，但与疫病共存或许是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而又无法避免的状态。

　　战胜疫情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鼠疫》中的那个火车站台上，等待或者已经在拥抱因为隔离而久未拥抱的亲人，同时告别疫情期间的那种“流放感”，也用目光和微笑告别在疫情期间曾经唇齿相依的人群，继而回归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许在这个时候，又会有一部文学作品诞生，用实情、爱情与隐情来讲述我们最近的过往，也用真诚的语言一遍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