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争辉

　　阮元任内，亲自选定了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等八位饱学之士为学海堂学长。而后陆续增补、历任学长可考名字者55人，记录于《学海堂专课章程》上的专课肄业生260人，群星争辉，著述充栋，几乎囊括了晚清广东士子的精英。藏书万卷的“经学博士”吴兰修，名动北方士林的校勘名家曾钊，被内阁学士翁方纲尊为“诗坛大敌”的张维屏，文献校勘及骈体文大家谭莹等，都在列中。又有南海人士邹伯奇，精于天文、光学、机械，堪称近代科学先驱，虽功名仅为秀才，也于1857年被推为学海堂学长。

　　“海内通儒”陈澧一出，更是晚清学术集大成的人物，助广东渐次成为江皖浙等传统文化中心之外一个新的文化学术重镇。他从25岁被推举为首届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到被补选为学海堂学长，中间只隔了六年，可知时望之高。陈澧在经史学、文学、音韵学、文字学、地理学以及乐律、天文、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出色成就，可立足于全国学术而居一流之列。1866年，一脉相承的菊坡精舍在学海堂东侧开学，这是陈澧晚年念念所系的讲坛与书案。他在这里教导生徒，主持广东书局，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文化活动高潮。

　　陈澧所著述的《汉儒通义》《切韵考》《东塾读书记》等学术名著、所开创的“东塾学派”名动天下，举世景仰。桂文灿、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冯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一大批晚清的能臣俊彦皆出其门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附考证》《通志堂经解》等以往只出现在京师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广东印行。

　　直至近代，陈澧仍备受学人推崇。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陈澧专写一章，详尽论述，特别是肯定东塾先生在调和汉宋、开辟新学风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而深致拳拳向往之意。

　　百步梯以东最为茂盛的灌木深处，还葆有一段古朴的石径，浑无雕饰，宽不过两尺。沿阶逶迤而上，耳边如同响起阮元为修建学海堂定下的规条：“堂亦敞不宜高，径宜曲不宜直，不尚华奂，只取朴素而已。”

　　一代朴学大师为岭南营建的这所学府，存世83年，没有留下更多能让后人瞻仰的史迹，甚至在当它最著名学生之一的梁启超1915 年重返越秀山寻找学海堂阮太傅祠时，都已只见荒草。然而，作为晚清粤学兴盛的枢纽和广东文化精英们的精神殿堂，学海堂从提倡朴学，兼融汉宋，刷新学风，到开启民智、广育英才，推动地方文化、学术思想成果声播全国，为这方水土后世的腾飞准备了广大的人才和深厚养分。它承上启下，终将长居岭南高处。

　　访谈

　　立学长、选导师，戒浮巧、严治学，学海堂以新的教学方针带动岭南学术成为新中枢

　　浓厚学风土壤 酝酿变革萌芽

　　黄国声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陈澧先生年谱》作者

　　羊城晚报：在经历了清朝前期的低谷后，广东学术在晚清振起，关键性的转折在哪里？

　　黄国声：两广总督阮元1820年创建学海堂是粤学振起的关键。学海堂以新的教育方针、摒弃八股文的教学，而代之以教授经史实学。它不设山长、改立学长八名，他们各有所长，相当于学术导师，学生可自选老师从学，专习一门经史，务求深读精研。学海堂又鼓励师生互相切磋，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使曾泛滥一时的浮躁取巧、琐碎纤屑之风一扫而空。所聘的学长，有精于经学史学的，也有擅长自然科学的，各竞所长以教学生。广东的学术由此展现出新的气象，而其成效延续至数十年之后，清后期许多有成就的学者，都是从学海堂走出来的。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陈澧的学术历史地位？

　　黄国声：陈澧是广东晚清学术振起的功臣，是一时无两的学术大师，他担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教育出有成就的学生无数。他的学术成就以及树立的学风，在此后的几十年承传不绝，以致影响全国，被称为东塾学派，树立了广东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其功至伟。且他并非只知考据的腐儒，教授学生通经致用、读书明理，其深层意义是要人坚守民族大义、明辨是非，肩负起社会及民族的责任。因此他也是“汉宋调和”的主将，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都非常重大。

　　陈澧主张定下心来把书读透，力戒浮巧；提倡认真细密的治学方法，以平钝踏实的功夫来治学；沉潜于学术之中，不为名利所牵诱，又谨慎谦虚，不贬抑别人以抬高自己。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嘉惠学林，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借鉴。

　　羊城晚报：广东在晚清时期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学术重镇，这是否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引发近代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

　　黄国声：学海堂的出现及东塾学派的崛起，无疑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岭南的学术展现出全国性的高度。由于经世致用、读书明理、崇尚科学的风气浓厚，在这样的土壤上自然会孕育出追求变革、政治维新的萌芽，为社会的大变革做好充分准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就是在学海堂学风直接和间接影响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九江先生”

　　延伸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广东南海九江乡人，学者称其为九江先生，是与陈澧并称于世的学问大家。他开九江学派，与陈澧的东塾学派并孚时望，声播海内，也是晚清岭南学术的杰出代表。

　　朱次琦少年就蒙阮元赏识，至1834年被选为学海堂首届专课肄业生，却称病不就；1859年更被补为学海堂学长，仍辞而不往，而学海堂虚位以待。他1847年中进士，除了后曾有出仕山西的短暂经历外，其余时间多在九江乡讲学，足迹不入城市。

　　朱次琦上承陆王心学，以“四行五学”为论学大旨，生前著有《国朝学案》《国朝名臣言行录》《蒙古记》等，但均未刊行，而且在去世前焚毁手稿，动机成谜。

　　九江先生毕生授业研学不辍，追随者中以康有为、简朝亮最为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