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丹心谱》的成功，苏叔阳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此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且不局限在一个领域。

　　话剧方面，苏叔阳陆续发表了《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灵魂的审判》（1984）、《太平湖》（1986）、《萨尔茨堡的雨伞》（1988）、《飞蛾》（1993）、《月光》（2000）等。《左邻右舍》被认为是苏叔阳的风格成熟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

　　作为北影厂编剧，苏叔阳也写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本，比如《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照街》（1983）、《一叶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妈妈》（1985）、《假脸》（1986）、《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1987）、《开采太阳》（1992）、《新龙门客栈》（1992）、《未完成的交响乐》（1995）、《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国歌》（1999）等。《夕照街》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

　　而在小说方面，苏叔阳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刚刚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结集为《婚礼集》（1984）、《假面舞会》（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说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功力。

　　限于篇幅，我们就简单谈谈其中两篇，一是1981年发表的《泰山进香记》，二是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生死之间》。

　　《泰山进香记》于1983年以其艺术上的创新，被李陀、冯骥才选入《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从题材上说，这篇乡土味浓厚的小说可以归入广义的改革小说范畴，讲述了一位农村老妇无视作为支书的长孙的劝阻，克服高龄和险途，勇攀泰山向神明还愿的喜剧故事，语言诙谐幽默，略带温和的暗讽，却并不流于刻薄。

　　《泰山进香记》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增长和精神愉悦为背景，叙述农民将国家政策与神明护佑混为一谈的态度，但并未特别明确地作出褒贬，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鲁迅早年文言论文中对底层民众“朴素白心”的辩护，一方面又内含了左翼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体现了一种对底层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怀。

　　《生死之间》则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讲述一名火葬场火化工人与一名妇产科助产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来生者，构思相当精巧，在题材上与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遥相呼应。当然，这部小说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与西西充满颓废气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

　　传承京味

　　在苏叔阳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两篇比较特别，一是小说《老舍之死》（1986），一是剧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对前辈大师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杀之前的所思所为，让死者的灵魂直接出场进行长篇独白，以写实手法处理超现象情节，用心营造“现场效果”和“真实感”。当时，致敬“文革”中罹难的前辈作家，并不限于苏叔阳，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同样致敬老舍，陈村的《死》写的是傅雷，叙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苏叔阳这样一再致敬的却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话剧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词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阕则写老舍死后与他笔下的人物探讨“文革”灾难。这个剧本苏叔阳写得极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满意。

　　这样频繁的致敬，自然体现出老舍先生在苏叔阳心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苏叔阳，老舍可以说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冯骥才、冯苓植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其时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风”。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韵大鼓”，通俗质朴，简约凝练，风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浅”“结实有力”的语言风格。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语，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呐”“闹了归齐”“兴许是”“这么着”“没承想”“指不定”“别介”“淡不丝拉”“大模四样”等等词汇，生动热闹。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苏叔阳，同样还有一批剧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自觉，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夕照街》，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即是突出了空间性，并具有一种“民族志”的品质。

　　文学地理是创作与评论界的一个有趣话题，尤其是小说与戏剧，需要接地气，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语言的地方性——便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资源，以文字为材料，营造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原乡、文学之城。我们不难细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群，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新感觉派、流亡关内追忆沦陷故土的东北作家群，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群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及至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均体现了地方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而老舍的存在，可说是文学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语言上的造诣，叙述上的功夫，成为后生晚辈学习之楷模，同时自然也要引发影响的焦虑。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长存，流风余绪，脉脉不绝。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