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出了《太监往谈录》一文，澄清了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

　　1950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者会议，配合会议，在故宫博物院举办戏曲史料展览，另外，按照清代宫中演戏时的情况，布置了故宫畅音阁戏台原状。这个展览除了依据相关档案外，还专门访问了当年在畅音阁戏台演过戏的王瑶卿等老演员，以及被赏听戏的载涛等人，还有清末在宁寿宫当差，伺候过太后和皇帝听戏的耿进喜等太监。

　　展览后，父亲写出《太监往谈录》一文，以访谈形式详细地记录下对耿进喜的访问，澄清了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而不仅仅是演剧方面的。

　　从这些历史见证人身上得到的史料远远超越了“清代戏曲史料展览”的范围，对于已有档案、文书的记载，或印证，或补缺，或纠正。

　　今天看，这很像一次练习，后来恢复故宫的“原状陈列”，中路的三大殿，以及坤宁宫、西六宫、养心殿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故宫的徐启宪先生给我讲过，他从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来故宫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我父亲共同布置储秀宫原状陈列。储秀宫的陈列计划大约是1963年做出来的，1964年开始，全组12个人一起查“陈设档”，结果储秀宫齐全的陈设档只能追溯到光绪年间，即慈禧五十岁生日这一时期，无法达到最初设想的康乾时期。

　　第二步，按照档案调查库房中的实物能否相符。很幸运，所有原来的陈设品、生活用品都有。然后，在原存文物的基础上去掉临时和一般性的，突出既能体现制度，又能体现居住者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的生活用品和陈设品。

　　最后，才是室内装修，布置陈列，约三年完成。

　　不管人在不在故宫，不爱抱怨，也没有太多感慨。这是那个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在近六十年博物馆工作当中，父亲也有几次长时间离开故宫的经历。譬如，1958年，“大跃进”时代，大部分中青年干部全都下放了。文化部有两处下放点，一处是黑龙江，一处是江苏。

　　父亲被安排在苏北的宝应县曹甸乡，个人的户口粮票完全交给“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房东家。正是全国大饥荒开始的时候，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饿。平常吃的稀饭，是清水煮一点点米，再加大量野菜、少量慈菇。在自由市场看到煮熟的鹅蛋，偷偷买一个，必须在绝对没人看见的时候吃，蛋壳也要妥善处理掉。

　　夏秋之际，江苏省与文化部商量，利用文化部的下放人员，办一个文化艺术学院，有美术系、博物馆系。院址就设在宝应县，父亲任博物馆系主任，负责推荐任课的同事，并讲古代书画。除正式授课外，博物馆系还做了一次考古发掘实习。

　　第二次是“文革”。1969年9月，父亲离开北京，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调到丹江“五七干校”。

　　虽然同属文化部干校，又略有不同，咸宁要求粮油肉菜“四自给”，丹江是老弱病残集中地，只要求油肉菜“三自给”。

　　在丹江干校期间，湖北省博物馆请唐兰、罗福颐、徐邦达和父亲到武汉去鉴定文物，之后又组织一个各县文化馆馆长培训班，仍请这几位博物馆工作者讲授各自擅长的专业课。结业后到武当山进行一次地面考古实习，父亲给予辅导。

　　有了这一次机会，父亲对武当山的自然地貌、古人建筑经营的心思都深深折服。只要有机会，他就向人推荐有“太岳”之称的武当山。

　　不管人在不在故宫，不爱抱怨，也没有太多感慨。这是那个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王世襄先生建议父亲把外出所见写成随笔。父亲认真地说，在人家那儿收的好东西，还是应该让人家自己来写

　　1974年，我父亲办理提前退休，才从干校回到北京。到1978年，已是64岁的父亲再次接到通知，要他去故宫图书馆工作，因为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古籍善本的新标准，要求全国各图书馆执行，并编出本馆的善本书目。父亲就是主持故宫图书馆的这项工作，到1980年才告完成。《故宫现存善本书目》共著录故宫藏善本书目2800种。

　　当时还没有“返聘”一说，请退休人员工作叫“补差”，只能发给他正式工资与退休工资的差额部分，不能多给。重回故宫的第二年，即1979年的春天，博物馆界的退休人员中有两个人被通知撤销退休，即日起正式复职。一位是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先生，另一位就是我父亲。

　　更有意思的是，1983年，父亲在69岁的时候还参加了职称评审，从当了30多年的“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毕竟，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国家来说，好多事想到了，就赶快开始，所以会有许多例外发生。

　　199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去各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一级文物。这个工作组由13人组成，有专看陶瓷的、专看铜器的、专看玉器的，这三类以外的文物，则都由父亲来看。

　　每次提到这项工作，父亲常常是说，“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太多了”。王世襄先生建议父亲把外出所见写成随笔，将来出一本《寰宇鉴古录》，父亲很认真地说，在人家那儿收的好东西，还是应该让人家自己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