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荣和父亲朱家溍

　　当年父亲跟王世襄布置展览，卸车上肩就从这里抬上去

　　父亲在恭王府演出《霸王别姬》

　　1971年父亲在咸宁五七干校家门前

　　我家的祖籍，是浙江萧山，但是朱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代人了，我的父亲朱家溍是1914年出生在北京的。

　　要我说“父亲与故宫”这个题目，好像是一个总也说不完全的话题。在我的家里，祖父、两位伯父、父亲都有服务于故宫博物院的经历，家族成员的历史与故宫博物院也有很多交集。

　　父亲2003年去世，在故宫服务了将近六十年。

　　自进入故宫博物院，因为工作的变动，父亲先后从事过书画、碑帖、珐琅器、漆器、古籍、家具、戏曲史料、宫廷生活等诸项工作。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叫作哪一方面的专家，只是一个比较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

　　1925年，父亲随家人第一次走进故宫，宫内很多地方还保持着溥仪仓皇出宫时的原状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皇帝的宫殿头一回可以让平民百姓走进去，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父亲随家人第一次走进故宫，宫内很多地方还保持着溥仪仓皇出宫时的原状。寝宫里的桌子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掀开盖的饼干匣，床上被褥、枕头零乱，墙上的日历仍然是溥仪出宫的那一天。当时父亲12岁，在他看来“能走遍故宫的每一个角落，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故宫博物院聘请祖父朱翼庵担任书画鉴定的专门委员，家里经常有故宫的优待券，让父亲有了比较多的参观机会。他在故宫买到过一本《掌故丛编》，其中的“圣祖谕旨”令他耳目一新，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期从漠北寄回北京的谕旨，写得就像平常的家信那样。康熙还充满敬仰地录下明朝永乐皇帝北征刻石的铭文，“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这几句父亲直到九十岁时仍能背诵。

　　在故宫的陈列中，最吸引父亲的是钟粹宫的书画。那时期，祖父每周接到故宫博物院送来的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他常会拿着目录讲一些书画方面的知识。大伯父朱家济北大毕业后，也进入故宫，负责的正是书画的展览陈列，每次更换陈列品也会告诉父亲，下一回展览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精品，应该特别注意看什么地方。

　　这些条件都使得父亲对清宫旧藏书画有从容详尽的了解，加上建院初期，故宫编印的《故宫周刊》《故宫》（月刊）等出版物十分丰富，对十几岁的少年来说都是获益匪浅的课外读物。

　　父亲幼年接受家里的书房教育，后来有了新式学校，也按部就班入学。但家里会有“课外作业”。祖父朱翼庵规定儿子们在读中学期间，除学校的功课外，还要背诵经书，点读全部《资治通鉴》，学作古文、诗、词。那时父亲也深深地喜欢上了戏曲。

　　但他的数理化不好，甚至有不及格的时候，自己知道无法交代，便积攒早点钱在暑假偷偷上补习班，勉强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

　　考大学时，兄长让他报考唐山交大水利系和北洋大学机械系，连续考了两年，均未考上，最终还是进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

　　通过这一次临时的展览工作，父亲得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称赞，“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1941年，父亲辅仁大学毕业，当时他已和我母亲赵仲结婚。北平沦陷后，像许多青年一样，他们选择去大后方，穿过封锁线走了五十天，使用了除飞机外的几乎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长途步行，终于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后的一段时日，国文系毕业的父亲曾经在粮食部任职。

　　1943年冬，南迁的故宫博物院趁重庆雾季没有轰炸，将保存在贵州的一部分文物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展出。作为故宫子弟，父亲应招到院参加临时工作，兴奋不已。

　　尽管幼年时就对书画器物耳濡目染，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器如何拿起放下，父亲都十分熟悉，但战时的布展工作远不止于此。

　　先是从南岸海棠溪的故宫博物院院部把成箱的文物装车，运到两路口的中央图书馆，再一车一车地卸。卸下来装上绳杠，两人一箱，抬上若干台阶，一直抬进临时库房安顿。然后打扫陈列室，抬陈列柜，擦玻璃，照着目录写陈列品卡片。之后，再打开箱子，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

　　父亲一边工作，一边欣赏。整个过程，体力劳动要占十之七八。父亲一直喜欢足球、橄榄球、游泳、滑冰等体育活动，但并没有体力劳动的经验，不过遇上了，也没什么可怕，抱着好胜的心理去干，也不觉得怎样苦。

　　通过这次临时工作，父亲得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称赞，“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图》，不仅真，而且都是珍品，也被当作假东西封存起来

　　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运回北平，父亲也正式进入故宫古物馆工作。从此，不再是参观者了。

　　他刚进入故宫的职务是编纂，具体工作是在延禧宫库房对书画藏品进行整理编目。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就是1949年经马衡院长批准，故宫清理了一批“易培基盗宝案”的物证。

　　易培基是故宫首任院长，1932年以“盗卖故宫文物”的莫须有罪名受到弹劾。这本身是一个悬案，因为背后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当初，法院请专家检查这批被封存的藏品有没有假古物，结果多数是假的。

　　法院认为，易培基把真的拿走了，另把假的放在故宫抵充。但1949年的开箱，经故宫本院职工一看，谁都能辨认这些东西地地道道是故宫原藏品，绝不是从外边拿来抵换的。

　　父亲说，本来故宫藏品是接收清代皇宫的原存物，什么东西都有。这些大名头的假字画，假铜器都是清代后期历年万寿节，各方面送的贡品。别的东西都可以要求货真价实，唯独古董字画在市场上向来是假的远比真的多。

　　班贡（即献贡）的人又不是鉴定家，如西太后那样的人根本也不欣赏古玩，真假都无所谓，收下一入库，经手的太监照常规拴上黄条，记上年月日交来某某一件，编号入账便算了事。这就是故宫所藏假古董字画的来源。

　　但父亲在清理中发现 ，其中也有少数是真的，例如宋徽宗《听琴图》，马麟《层叠冰绡图》，不仅真，而且都是珍品，也被当作假东西封存起来。经父亲的鉴定，这两幅画立即挂起来，成为钟粹宫绘画陈列室的主要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