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交通站旧址纪念馆

　　1937年出版的一张汕头市地图，基本可见“小公园”街区布局。图中1为小公园亭，2为镇邦街交通站，3为海平路交通站

　　海平路交通站（红框处）修复前旧景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图/汕头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站在汕头市最具标志性的“小公园亭”前，眼前密密匝匝环绕的，是中国内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片骑楼建筑群。

　　时间回到1921年。这一年，汕头正式设立市政厅，“小公园”街区乘侨资而兴，百业昌旺，骑楼风起，成为这颗“岭东明珠”地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同样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十年之后，上海与汕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新兴的“小公园”街区，这样被联系到一起——1931年，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红色“中央交通线”建立起来，两端联结着上海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汕头，是这条交通线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而中共在汕头先后设立的两个绝密交通站，都位于华洋杂处的“小公园”街区之中。

　　白色恐怖下的红色交通线

　　“一上楼，走到金陵旅店楼梯转角，就看见墙上挂着‘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的头像也在其中。陈彭年感到不安全，马上引着身后的周恩来同志转移。”

　　“熊志华刚把装着电台零件的竹枕头和其他行李一起交给店员小王，放进南京旅社的栈房，没多久，敌人就开始当晚的第三次搜查了。这回来的不是警察、宪兵，而是几个便衣特务。”

　　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并非谍战剧里的桥段，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汕头“小公园”。

　　今天的“小公园”街区已不复往日的喧腾，但格局仍在。路边是成片高挑着门楣、精心装饰过的骑楼和洋房，八十多年前那些红色往事仿佛在其中若隐若现。

　　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王恬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越来越重要，但也日益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10月中央交通局成立；当年年底，饶卫华在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率人到汕头，在镇邦街7号建起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对内则是绝密交通站。后来，陆续又有李沛群任闽西交通站长，卢伟良任大埔交通站长，上下接应。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党员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

　　就这样，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转汕头过潮州、入大埔上永定、到长汀达端金，长达数千里的水陆地下交通线迅速搭建起来。

　　危险笼罩中的绝密生命线

　　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把汕头定为线上的重要节点，1931年初，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三人再往汕头，选在海平路开设一家“华富电料行”，作为备用站。

　　事实证明，这样的“双保险”是多么明智！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所了解的各交通站都被迫立即停止使用，其中也包括“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从此“华富电料行”地下交通站正式启用，成为这条“生命线”上的中流砥柱。

　　今日的汕头海平路97号，已经被郑重地开辟为中央交通线旧址纪念馆。原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秦梓高是最早涉足该领域的当地研究者，上世纪80年代初，就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当年交通站的创办者之一顾玉良，这才最终促成了顾老南下指认准确的站址。

　　秦梓高今年已89岁高龄，仍非常清晰地记得当年顾玉良对交通站的讲述。开一家专营批发和代销的电料行，既能掩护身份，也为了用商店名义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三位创建者中，顾玉良是第一次来汕，不懂潮汕话，但做过生意，在店里当会计；罗贵昆是梅县青年，在汕头也有些关系，任职员和翻译；最年长的陈彭年曾在上海租界做过秘密工作，懂黑社会行话，而且他个子高，穿上长袍大褂活像个大老板，对内是交通站站长、对外是电料行经理。

　　纪念馆按照顾玉良的描述，精心还原了华富电料行的“洽谈室”，中间是酸枝家具，摆放着潮汕工夫茶具、德国竹笼煤油灯，还有电话机、留声机、麻将桌。“有时候，打麻将是为了招待来做生意的客人；有时候，是为了借那个声音，掩护我们讨论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