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是最大的奢求

　　许多人愿意看电影，我当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看的电影比小伙伴们都多，这得益于当教师的父母。当时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包场看电影，每每有这样的机会，父母必带着我去“沾光”，久而久之看电影成了我孩童时代不可缺失的生活内容之一。其实那个年代不光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印象颇深的是一次去看早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电影院离我家挺远，步行最少半个小时，又没有直通的公交车。所以看早场必须起大早。五点多就被叫醒，大冬天家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来得及生炉子，从暖被窝里一出来，浑身冻得发抖。但想到是看电影，也就不在乎了。简单洗一把脸，喝口热水，就跟着父亲出发了。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和哥哥，这属于违章。本来父亲不想冒这个险，毕竟要为人师表。但时间紧，不得已只好“豁出”一把。没想，倒霉事偏偏被碰上了。走了两条街，突然一声低沉的吼声传来：下来！一位穿着警服，长得有些老相的警察从旁边路口走来。还挺有本事载两个孩子，也不怕出事？父亲忙跳下车，赔着笑脸说，带孩子看电影时间来不及了。我的错，我的错。哪个单位的？嗯……父亲显然在犹豫。警察警觉地抬起了头，父亲小声说出了学校的名字。还是位老师，真有你的。父亲又是承认错误。真是看电影吗？父亲把电影票拿给他看。警察扫了一眼，又看了看四周说，别骑了，推着去吧。这个电影肯定好看。说完摆摆手让我们离开了。进了电影院坐下时，我突然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座位上正坐着那位警察。父亲笑着小声对我说，是孙悟空救了我们。

　　学生时代看电影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在老师的带领下唱着歌，手拉手奔向电影院，那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遗憾的是这种景象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小学生看电影最大的特点是“热闹”。当银幕上出现胜利时，下面的掌声不断，当出现了坏人要做坏事时，观众席里一片紧张的唏嘘声，甚至有的在叫喊：小心，有坏人，快跑！当演到悲催处时，下面还会传来抽泣声，由小到大，最后满场一片哭声，电影变成了“哑剧”。每逢此情出现，学校提前安排的老师会吹响哨子，那尖利的哨音阵阵响起，学生们像听到警报，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但这种寂静只能保持很短时间，随着剧情发展，新的声音又会出现，于是哨声再次响起。一场电影下来，最累的是吹哨老师。

　　电影虽然是一种娱乐，但学生们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那句成语“寓教于乐”，是对这种特色教育的最佳诠释。所以，电影在人们心目中， 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娱乐。它不光是影像、故事、人物、景色，更多的是洗礼、传输和教育。人们在“黑暗”中聚焦“光明”，从中悟出一些道理，用于生活，学习，工作，甚至所有的一切。特别是孩子，电影里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对他们来说刻骨铭心，始终是他们的偶像、楷模。电影《红孩子》《董存瑞》《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里的苏宝、细妹、冬伢子、董存瑞、海娃、嘎子、潘冬子，无不是学生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当时出现的一些孩子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事迹，背后都有电影正面人物形象鼓舞的影子。当电影《雷锋》出现时，一大批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涌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歌声伴随着雷锋的形象深入人心，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其中电影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看电影是当时许多人热切的奢求，但当年在我们那个城市，电影院很少。我住的那个区二十多万人，只有两家电影院。市中区相对多一些，但也没超过五家。改革开放前，基本都上映国产片，而且数量很少，一年有两三部就很高产了。所以，每当新片面世，电影院的春天就到了。排片很满，恨不得通宵达旦。就这样还一票难求。当时五张紧俏的电影票能换一罐煤气。煤气可要凭票供应啊！

　　新片一般先在市中区上映，每逢新片预告出现我会提早“谋划”，把零花钱攒起来。从我们家到市中区有六站路，步行至少一个小时，坐车八分钱。为了节省车钱，我会走一站，然后再坐车，这样就五分钱了。电影票分甲乙级票。甲级要二角钱，乙级便宜四分钱。对我而言，节约四分钱就意味着可以坐大半趟车了。有时遇上不走运，乙级票没了，只好买甲级票，而我就要多走两站路。即便这样，也高兴。因为先睹为快，可以成为炫耀的资本，讲给同学、大院里的邻居听，看着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羡慕表情，我那心里要多得意有多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