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名为“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的特展在这里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展出。据了解，东京富士美术馆的创始人是对中日友好作出巨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该美术馆的收藏尤其以西方艺术为重。记者看到展出消息和展品预告，慕名而来一饱眼福。

　　这个特展引起广泛关注是有理由的。虽然展品只有60余件，但它们显然经过了精挑细选，基本囊括了西方艺术史上从16世纪到20世纪500年间的经典艺术流派的重要画家，勾勒出这500年里西方绘画艺术的演变历程。

　　展览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个性发现与人文阐扬》重点讲述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成就。文艺复兴是西方一场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资本主义出现萌芽，“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确立，艺术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5世纪晚期，在这场变革中走在前列的佛罗伦萨没落了，罗马继而兴起，而到了16世纪中期，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其他地区行将结束时，威尼斯的文化艺术却空前繁荣。本次展览便选取了威尼斯画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的《行政长官的肖像》作为展览的开篇。

　　贝利尼父子三人是威尼斯画派的奠基人，其中尤以次子乔凡尼·贝利尼最为著名，他对于威尼斯画派盛时的提香、乔尔乔内以及末期的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次展览还带来了丁托列托的作品《收藏家的肖像》。

　　第二部分介绍了17至18世纪的西方绘画。17世纪的欧洲，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艺术占上风；在君主专治的法国，以象征王权永恒的古典主义艺术为主；而在已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荷兰，商人和手工业者更喜欢描写他们日常生活的市民艺术。

　　因而这一部分内容命名为《华彩乐章与怀古幽情》也十分贴切。“华彩乐章”指16世纪后半期兴起于意大利，并在17世纪达到繁盛的巴洛克艺术，以及17世纪晚期兴起于法国，并在18世纪达到顶峰的洛可可艺术，前者具有为宗教服务的华丽性、浪漫性，充满激情与动感，选用佛兰德斯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小幅画作《君士坦丁的婚姻》作为代表，后者体现了封建贵族的艳情和享乐主义趣味，在弗朗索瓦·布歇的《维纳斯的凯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怀古幽情”则包含了学院派古典主义以及荷兰、法国等地的现实主义绘画。所以这一部分展品既包括坚持古典构图和古典美学信念的洛兰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包括拉·图尔、弗兰斯·哈尔斯以及小彼得·勃鲁盖尔等艺术家反映普通市民丰富多彩日常生活的画作。哈尔斯的《男子肖像》精准而传神，小彼得·勃鲁盖尔模仿其父亲的画作《农民的婚礼盛宴》充满了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

　　到了19世纪，欧洲艺术可以大致分为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四个时期，艺术中心转到法国巴黎，本次展览分别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对它们进行了展示。

　　第三部分名为《古典理性与浪漫情感》。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新古典主义应运而生。“古典理性”便指新古典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雅克·路易·大卫以及一生维护古典传统的安格尔。这次展览包含大卫工作室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和安格尔的《朱庇特与忒提斯》，虽然这两幅画并不是早已深入人心的同名原作，但从小幅画作中也可一窥新古典主义的艺术风貌。此外，学院派代表画家布格罗的《渔夫的女儿》也因为逼真的笔触而吸引了大批观众。

　　“浪漫情感”则指与新古典主义风格迥异的提倡情感、想象和自然至上的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戈雅、籍里柯、透纳的作品都在展出之列。

　　第四部分为《真实镜像与光彩建构》。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现实，人们心中失去了当初的激情。再加上艺术家深受科学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现实主义便在1848年至1870年大放光彩，这便是展览中的“真实镜像”，以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的画作为展览代表，同时还有巴比松画派柯罗、杜比尼和米勒的画作。“光彩建构”则指19世纪下半叶登上历史舞台的印象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对于观众而言最为熟悉和具有吸引力。展品中既有马奈、莫奈、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等人的画作，也包含了后印象派三位大师塞尚、高更和凡·高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