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台湾曾出版《曾经新月映诗坛——方令孺传》一书，该书作者梦之仪也关注到了这一篇游记，并对同游人物做了考证。即盛成郑坚夫妇、方令孺、徐悲鸿、丁玲，又可能也注意到方文中对“郑家小弟弟”的描述，将“郑家小弟弟”论为盛成夫妇的孩子。这个考证结果是错误的，该书中对琅琊山之游参加人员未作出说明，但应该是依据盛成《情深意长》一说。作者的说法谬误在于，一是将参加人数无故多出了一人，二是指出盛成夫妇是携子前往。该作者不知道的是，盛成的长子盛胜出生于1933年12月，此时才3岁多一点，是既无法跟着人力车跑三十里地，也无法在山野里独自发现石头的。

　　在盛胜近年披露的一封盛成致郑坚的信件中，亦佐证并坐实此事：“廿五年(1936)春，……你病新愈往平接母、弟南下，你之英勇，我愧弗如，不便谏阻退而看护两孩。二月由榆园迁湖南路你又孕矣，其间我曾赴沪一、二次，同游茅山一次，与悲鸿、九姑同游琅琊山一次。亦可称苦中之乐，其乐陶陶。是年夏决议你与母回平，弟留京，我去沪。” 九姑者，方令孺也。方令孺为方玮德的九姑，当时他们的朋友多以“九姑”称呼方令孺。靳以、巴金等均是如此。但此信仅在网上披露，并未公开出版，所以引证还不算有力。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还是盛成本人将细节说明。这一次，是他给徐悲鸿研究者王震的一封信，写信时间是1984年3月2日。信中主要补充说明了他与徐悲鸿关系的几个具体情节。其中关于琅琊山之游的部分是：

　　1936年春，阴历正月底，那时我们家由南京大光路迁往湖南路夏家。丁玲住在城外，行动尚不自由，我们与方令孺常去看她，谈及约悲鸿去醉翁亭与琅琊山，回时送他回家，与碧微和好。此时悲鸿常住中国文艺社或沈宜甲家。结果，丁玲得不到允许，我们四人去滁州，住了三四天，回南京时，即至傅厚岗，见了蒋碧微在画室招待我们。

　　虽然在人数上未精确将郑红羽列入，但纠正了《情深意长》一文关于丁玲同行的错误，并讲出了原因。所以，可以推断，在琅琊山之行前的茶聚中，是有丁玲参加的。但最后终未成行，是由于她当时仍在当局的监管中，如出行，需向有关人等报备申请。

　　琅琊山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徐悲鸿与蒋碧微分居多时，盛成等人打了如意算盘，即琅琊山归来，一起送徐悲鸿回傅厚岗的家中。所以，一进徐家，郑坚就笑着对蒋碧微说：“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但始料不及的是，蒋碧微并未买账，大声回了郑坚一句：“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众人听了，顿时无言。

　　当日从琅琊山下山后，一干人等是在滁州吃完晚饭才回南京的，关于“饱餐一顿”的地点，方令孺写道：“滁州城内中心桥傅同兴酒馆所烧的孟公坝黑尾金鳞的大鲫鱼，其味鲜美无比。还有用酿泉制出的甜米酒，色香俱佳，味亦醇厚。”到了南京后，他们一行一起送徐悲鸿回傅厚岗的家，所以，方令孺在文中说：“到家已夜间十点。”这在时间上也对上了。因为如果在滁州晚餐后，直接渡江回南京，方令孺回到自己的家，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

　　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是把1936年那一段时间直接定义为“苦难的岁月”的。虽然是徐悲鸿的挚友，但徐、蒋的夫妻反目并未影响到盛成与蒋碧微的交往。盛成在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大学法学院教书，住在台大宿舍温州街16巷3号，与蒋碧微时有往来，当时，蒋住在温州街96巷10号，相去不远。我去年曾专程去台北温州街实地踏访，在“旧貌换新颜”的3号门口巧遇盛家当年的老邻居，邻居回忆说，当时是经常看见蒋碧微步行到盛家来玩的。

　　琅琊山之行的5个人，郑坚最先去世。1938年，盛成正代表文协，与郁达夫等在台儿庄前线劳军，只有33岁的郑坚死于兵荒马乱的盛成仪征老家。第二个去世的，是被方令孺亲切唤作“郑家小弟弟”的郑红羽。他在1938年由盛成在汉口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先去了延安抗大，后至晋察冀边区，再后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文工团团长。1951年，在与乃姊一样的年龄亡故于四川。他的妻、子，乃至第三代都是知名度颇高的演员。徐悲鸿病故于1953年。方令孺在1976年以80岁高龄离世。盛成高寿，97岁在北京溘然去世，时在199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