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

　　方令孺

　　醉翁亭

　　■吴伯文

　　方令孺在1936年4月写过一篇散文《琅琊山游记》，写成后似乎并未发表，直到1945年12月被收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信》中，此书被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系列。巴金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说：“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方令孺自述，与靳以相识于1938年，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同事。”

　　以今天的标准看，《琅琊山游记》是一篇典型的非虚构散文。除了同游者均以××替代，其他均有着很仔细的写实。

　　首先，琅琊山之游，源自一次寒食节中的茶聚。方令孺《琅琊山游记》：

　　今年寒食节的头一天，××君夫妇约我和好几个朋友吃茶，讲到明天是寒食节，又当这初春花发的时候，应当到什么远一点的地方去跑跑。不知怎么忽然想起醉翁亭，也许因为从前有一个人曾说过：“睡与醉虽有罪而不加刑焉”这句话的缘故，就想去领略古人的醉意吧。

　　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中，自从欧阳修做了一篇《醉翁亭记》，这地方就一直盛传下来。我早就想去游，总打不起兴致。这次朋友们既这样高兴，我也就决定不扫兴。

　　此处，以文中前后时间定位，茶聚的时间，应是1936年4月3日。茶聚的发起者为××君夫妇，参加者除了××君夫妇和方令孺外，当还有另外至少2位以上的朋友。

　　次日，琅琊山之行即得以成行，共有5人参加。方令孺写道：“我们有五个人，一道去江边候轮渡，”渡过长江，就是浦口，再坐游览专车，“从浦口到滁州不到两个钟点就到了。”因为从滁州车站到山有三十里地，方令孺自省没有能力走这么远，就坐上了人力车，“也劝同游的女伴坐另一辆，其余三个人就跟着车跑。”由此可见，5人之行是确定的，并且只有2位女士（即方令孺，还有××君夫妇中的妻子），其余三个跟着车跑的当为男士。

　　那么，除了作者方令孺和××君夫妇，另两人又是谁呢？答案还要从方文中去找：

　　晚饭后，裳宽（琅琊山僧人——吴注）点两盏大煤油灯，抱一卷纸，研好墨，请××作画。达修老和尚也似乎特别高兴，泡一壶云雾茶，挟一包皮皮旧画来请客人替他鉴赏。又高声嚷着要同我们联句作诗。

　　等××画完两张画（一张鹰，一张石上松，都是山中实在的景物），再写完一张即景诗时，月光已照满对面的高崖了。

　　此处，已经点出同行者中有一位××是画家。只是方令孺将同行者均以××、××、××替代，且都是××，人为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

　　还有一处，也是容易让仔细阅读者容易困惑的：“××和裳宽坐在竹林那边去说法。我同××、××三人坐在悟经堂的石阶上，松树的影子筛在地下。”不是明明5人吗？为什么此处只说到了4人，另一人去哪里了呢？

　　其实，细读文本，另一人是在文中惟一出现过姓氏的，只是很容易被忽略：“由龙潭再向西走。在路上郑家小弟弟拾得一块石头，拿在手里觉得很重，光泽像煤炭。这是附近凤凰山石，凤凰山原有铜矿，这种石头乃是铜化石。”

　　至此，与方令孺同游琅琊山的另4人，已经大体确定，即：××君夫妇、画家、郑家小弟弟。从“郑家小弟弟”的称呼，甚至可以推断出另4人中必有姓郑的。

　　方令孺在1976年故世。此事只要当事人自己不说破，与方令孺一起琅琊山之游的同行者可能永远被××、××、××所替代了。

　　1983年，从法国归国定居的盛成在《情深意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中披露：“1935年秋回国后，我和妻子郑坚举家搬到南京居住。”因为一直耳闻目睹徐悲鸿的家庭纠纷“愈演愈烈”，因此，作为朋友，他们夫妇想舒缓一下老友的心情。所以：“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

　　此文由盛成口述、许天方记录，被收入全国政协文史委所编的《回忆徐悲鸿》一书中。

　　如此，方令孺的文章和盛成的文章得以互相印证，并基本可以确定方文中画画的××，就是徐悲鸿（1895—1953）。从《琅琊山游记》中还可以找出另一处证明：

　　三人中间有一个人心里正填满了苦恨，说不久就要走到寥远的南方入山去了。在这寂静的空山明月下，在这天真无滓的祗园中，这个人把他的悲愁用轻轻地像微风拂草，又从草上悠悠地落到涧底下，跟着泉水在石子中间哽咽的声音向我们诉说。月光与这个人眼中的泪光交相辉映。这正是宜于在这深山里月光底下倾听人说心事！我好像听了一段凄凉的夜曲，默默地站起来，跑到藤萝架那边去徘徊。

　　那夜，跟方令孺和郑坚叙述自己心情的正是徐悲鸿，此后不久，徐即南下桂林了。在那夜单独与僧人裳宽说法的，则是盛成无疑。当时，盛成正在追随佛学大师欧阳竞无（1871—1948）学习汉学和佛学。

　　如果5人中有丁玲（1904—1986），一是文章开头坐人力车一节则有问题，另外，当晚与徐悲鸿一起夜谈的，就当为4人。丁玲当时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方令孺与之结交、交往，给丁玲带去很大的温暖。以至在晚年撰写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时，丁玲专门写了《方令孺的友情》一章，以感念方令孺在那段时期对她的关心。在这一章中，丁玲完全没有提到曾与方令孺有过琅琊山之行。

　　所以，在盛成郑坚夫妇、方令孺和徐悲鸿之外的另一人，只能是方令孺在文中已经明确写出的“郑家小弟弟”。这个小弟弟，随着盛成文章的披露，也随即呼之欲出。他就是郑坚惟一的弟弟郑成武（又名郑红羽，1918—1951）。那一年，他18岁，与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又名李伯悌，1918—1996）同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