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用英文保存的民间唱本以原生态方式展示着当时的文化风貌，对现在的文学研究有着意想不到的价值。比如，著名学者柳存仁在研究《好逑传》的创作年代时，就巧妙地参考了该作的首个英译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好逑传》置于“明之人情小说”系列，孙楷第却认为该作当为清初之作。柳存仁赞同后者观点，他说：《好逑传》首刻本封面印有“癸亥年”字样，该作早在1719年就出现了英国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的译稿，所以，首刻本应在1719年之前，离1719年最近的一个“癸亥年”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此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创作时间。

　　在研究方法方面，19世纪汉学家最可借鉴的是比较的视野与世界的眼光。马礼逊、卫三畏等英美汉学家大多是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西方人，作为中国通俗文学传播史上最特立独行的一批翻译者、评论者和传播者，他们自身文化的多种面向，使他们在讨论中国文学时，自然而然地进行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

　　在这方面不妨举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无史诗”的评判，这一说法随着黑格尔《美学》的出版广为传播，但黑格尔本人并不懂汉语，他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应该来自清代来华西士的汉学研究。在英语世界最早提出这一判断的是汤姆斯，他在1824年出版的英译《花笺记》中已表达了类似意思；翌年，马礼逊在《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中说：“我们相信，中国人没有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这一判断对中国文学并不公允。但因为汤姆斯、马礼逊等人均是两脚踏中西文化的中间人，尽管是文学的门外汉，但面对中西文类的不同，却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二是“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的提出。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自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这是20世纪孙悟空形象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但早在10年前，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就在德译《中国童话》（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中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了。胡适还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也与卫礼贤的相关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由此可见，19世纪汉学家的跨文化阅读能力，使他们在不同文化间穿梭时，牵合着不同的文本，由此而推出了新的观点。引入他们的研究，有利于追本溯源，查清某些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

　　在研究格局方面，19世纪英译中国通俗文献的发掘，势必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新的“文学场”。在这方面亟待重建的“文学场”是《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之作的西传谱系。清代来华西士是中国通俗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译介者和传播者，他们的译介不仅覆盖面广、经典多，而且开始早、持续久。系统地整理这批英译文献，可以扩大经典之作的研究格局，发掘它们的世界影响。比如，《红楼梦》的最早译介者马礼逊早在1812年就翻译了该作的第四回，目前其手写稿保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又如，德庇时在《三国志节译文》（Translated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中指出，《三国演义》走入英语世界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拉丁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这些西译文献的陆续发现，不断为经典小说的海外之旅确立新的起点，补充新的材料，中国小说的海外影响日益呈现出清晰面貌。

　　19世纪汉学家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与当下学术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马礼逊等人在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之前就呼吁中西学者借助中国小说透视中国文化；英国汉学家傅兰雅（John Fryer）主张创作反对时文、鸦片和小脚的“时新小说”。这些主张在近代小说变革的过程中得到了积极响应。此外，在19世纪汉学家的笔下，传统的“演义”变成了“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s）、评价叙事文学时开始追求“情节的一致”（unity of the actions），这些当时使用、后来固定下来的新概念、新表述一直沿用至今，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的话题。

　　总之，19世纪汉学家不只对中国文学的域外保存和传播发挥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话者、比较者乃至批判者出现的，是站在另一个文化坐标上审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他者”，其间或许有误解和扭曲，但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评价体系，其价值远远大于个别错译、错评带来的文化误读。文化接触与交融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但了解起于误解、止于理解。同时，19世纪汉学家对中国通俗文学的译介或评论，与中国当下的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实实在在的纽带。如果单纯地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海外传播，而没有把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转型纳入思考的范围，那就会失掉一些重要的思想环节，甚至失掉了我们关怀中国通俗文学海外传播的根本理由。

　　（作者：王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