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期，传统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新材料的倚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否发掘了新材料、研求了新问题，不仅是决定学术进退的关键，也是学者立身的根本。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胡适、鲁迅、孙楷第等，无不瞩目于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以古典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不断得到钩沉、整合，研究体系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大多以中文文献为主，海外文献尤其是以外文发表或出版的文献极少得到关注。1807年，随着第一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开始被大量译介到英语世界。这批资料内容丰富、体系庞杂，仅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829年在英译《汉宫秋》中著录的中国戏曲就有32种；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年在《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著录的中国小说就多达250种。这些以“英文”传播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加入，必将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这批资料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全面搜集中国通俗文学英译文献，及时反思其学术价值，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突破研究瓶颈的关键。概而言之，这批资料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保存、研究方法和研究格局三个方面。

　　在文献保存方面，19世纪汉学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口通商之前，来华西士僻居粤、港、澳三地，对于东南地区的通俗文学格外熟稔。比如，1824年，澳门印刷所的汤姆斯（Perter Perring Thoms）将“木鱼书”《花笺记》全文英译，这是明末清初广东地区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汤姆斯的译本采用中西合璧的印刷方式，其中，中文部分不见于现存任何版本，所以，英译《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为这部冠绝一时的唱本文学保存了一个独立的版本。《花笺记》晚清时期被译为六种欧洲语言。受其启发，德国文坛巨擘歌德创作了一组抒情诗《中德四季晨昏吟咏》，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五口通商以后，来华西士渗透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对中国的观察更为全面，他们不仅翻译印刷作品，还有意识地采集口传民歌，这些作品堪称近代“新乐府”。在这方面，供职于大清海关的英国人司登得（G. C. Stent）是个典型例子。他1871年发表的《中国歌词》（Chinese Lyrics）不仅完整记录了《王大娘》（Wang TA Niang）等街头民歌，而且还用五线谱保存了当时的乐调。1878年出版的诗集《活埋》（Entombed Alive）则主要采自北京地区，其中记录的《卢沟桥石狮子》（The Stone Lion of Lu-Kou Bridge）等作品均是吟咏京城古迹的时调民歌，违禁之作《咸丰逃往热河》（The Flight of Hsien-feng to Jehol）等则是当时流传的政治讽刺诗，这些作品对于了解晚清社会的民声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